台灣讓把老師砍頭的楊振隆當228事件基金會董事長的意義：二、楊振隆拒絕把討論二二八的態度用於自身February 28 incident
二、楊振隆拒絕把討論二二八的態度用於自身
相對的，楊振隆替二二八發聲及現在擔任228事件基金會董事長卻沒有被研究二二八的學者公開質疑，這就顯得十分奇妙了。
楊振隆於18歲時將導師江新同於全班同學前斬首，根據1969-05-08《聯合報》3版「血濺杏壇桃泛雨 斧劈絳帳徒弒師 基中高二七班教室慘劇 周振隆行兇江新同不治」報導，兇嫌周振隆(十八歲)是省立基隆中學高級部二年七班學生，因為周振隆在學校經常逃課、曠課時數多，江老師曾勸告他，如果繼續逃課，有被退學的可能。周振隆於是攜帶斧頭，在全班同學面前把這位苦勸他的老師江新同(30歲，桃園人)活活砍頭砍死。
後來周振隆改姓為楊，也就是現在228事件基金會董事長楊振隆。
在2019-12-02 《風傳媒》記者謝孟穎於”被爆50年前砍斷導師頭 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楊振隆吐露半世紀真實心聲”的報導，有以下描述：
“楊振隆原名周振隆，係二二八事件基隆受難者周金波家族成員之一。1969年5月份，當時就讀省立基隆中學高二的楊振隆因為長期覺得受到班導師江新同刁難，在被江新同警告將退學之後，隔天上午以短斧頭斬向江後頸，江因傷及大動脈送醫後不治死亡。對於當年為何向老師行凶，楊振隆說一切都是自己50年前年少叛逆：「跟學校老師處得不好，那時候我思想比較偏激。」楊振隆不願多談對老師有何不滿：「這樣對受害者不公平。」”
如果我們看當年《聯合報》的報導，其中談到”這件駭人聽聞的弒師命案，發生於昨天上午七時四十五分，級任老師江新同，正在二年七班教室內督導學生晨讀。…昨天上學時，周振隆將露營用的短柄斧頭藏在書包內，於上午七時四十五分進入二年七班教室，發現江老師正坐在講台右側下面的書桌旁，低頭看書，周振隆走上講台，拿出斧頭時，被班長江樹蒼等人發覺，大聲呼叫：但周振隆已持利斧在江右後頸部猛砍兩下。江樹蒼見發生兇案，即將周振隆抱住拖出教室，然後和其他三位同學，將江老師急送礦工醫院救治，因傷及大動脈，至上午八時廿分不治死亡。“
這代表甚麼意思呢？
在場的班長江樹蒼與將被砍頭的老師送醫的另三位同學至少是目擊者，多年來媒體有這麼多目擊者卻不採訪非常離奇，因為《風傳媒》記者謝孟穎過去曾大量報導過二二八的新聞也訪問許多二二八遺族，這些具有被害人親屬角色的人的發言若在二二八事件具有重要意義，為何《風傳媒》記者謝孟穎在「被爆50年前砍斷導師頭 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楊振隆吐露半世紀真實心聲」的報導只討論加害人的「真實心聲」？當時在場目擊砍頭行為的學生乃至警方與校方至少也有數十到上百人，怎麼不去訪問呢？
對照《newtalk》「 今年228中樞儀式移師高雄！ 楊振隆盼能全力找回『弄丟的名字』」報導，引述如下：
“今年是228事件79週年，228事件基金會董事長楊振隆表示，今年的中樞紀念儀式將移師歷史現場高雄，並推出「傾聽歷史的回聲」與「島內之外鏡行事」2大特展。在228事件基金會「記憶為舵正義啟航」記者會。楊振隆指出，228事件受難者人數眾多，許多「弄丟的名字」過去只封存在特殊調查文件或檔案中，未曾被社會大眾看見，歷史的迷霧深重。不過，基金會從未停下腳步，持續與國史館、中研院台史所合作，清查「可能受難者」。他表示，唯有找回每一位受難者的名字，台灣轉型正義才算是奠定真正的基石。”
我的看法是，找回每一位受難者的名字不能當作台灣轉型正義真正的基石，真正重要的部分當然包括還原歷史，不管是誰說的或說故事的人的政治選擇與立場都應該被討論，就像美國人George Henry Kerr《被出賣的台灣》或台共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共林木順《台灣二月革命》的著作，也被許多歷史學家研究不是嗎？
然而，對自己過去把老師砍頭的楊振隆，在面對記者前不願多談對老師有何不滿，楊振隆說「這樣對受害者不公平。」，但記者謝孟穎既不拿舊有報導質疑也不去問其他沒被砍頭的目擊者同學，可以就單方敘事這樣照單全收不深究？
二二八是台灣受到國家暴力下的慘劇，受難者的名字要被記得外，政府加害的過程也不能被遺忘，甚至蔣介石為何要下令出兵的各種動機也廣泛被討論，如果對加害行為的警醒與記憶是二二八研究的重要意義，難道應對到個人作為加害者，可以寫下” 楊振隆不願多談對老師有何不滿又說「這樣對受害者不公平。」”後就一筆帶過？然後談二二八都知道要去訪問被害人遺屬的記者謝孟穎，事實上完全停止腳步只以楊振隆說法為準。
一個連自己過去歷史都不願多談的楊振隆，一個有那麼多目擊者甚至被害人家屬可能存在的事件都被記者有意排除，這種倫理態度可以研究台灣傷痛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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