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伊朗戰爭走向檢討29:美軍一直把「擊敗敵軍」與「建立新政治秩序」混為一談
美國對於中東的穆斯林各國乃至中亞對手阿富汗可說是既藐視又嚴重懼怕,例如美國打伊拉克打阿富汗都是三兩下都打到首都,但之後都付出極大代價,以至於都不斷告誡自己千萬別再涉足中東,但始終又戒不了介入中東。2024年川普上台前就不斷否定對外出兵,但這次又忘記歷史教訓而認為可以瞬間消滅伊朗抵抗力,然後在演變成長期戰爭前收手,這是川普與前面數任總統最大的不同,而相同的是:始終藐視中東韌性。
搜尋西方分析、報導、論文,美國或西方是否不重視歷史教訓?或只要過一段時間,就認為自己足以跨過歷史教訓,中東就是反覆出現的例子?
chatgpt答:
如果綜合美國主流智庫、學界、軍事評論,以及近期針對伊朗戰爭的西方評論,你提出的命題可以拆成兩個不同問題:
- 美國是否「沒有吸取歷史教訓」?
- 美國是否「明知歷史教訓,卻仍一次次相信這次不一樣」?
西方主流分析比較接近第二種,而不是第一種。
原因如下。
美國其實一直在研究歷史教訓,而且研究非常多。
例如 CSIS、CSIS、CSIS 幾乎整個2007年至今,都一直在研究:
- 伊拉克失敗原因
- 阿富汗失敗原因
- 國家重建(nation building)為何失敗
- 反游擊戰(counterinsurgency)為何失敗
- 美國如何避免下一次犯同樣錯
也就是說:
美國不是沒有歷史研究,而是研究很多。
真正的問題是:
每一任政府都相信,自己不是重演歷史,而是在打一場不同的戰爭。
這點反而是西方評論反覆出現的。
例如近期不少評論直接拿伊朗戰爭與伊拉克相比。
《華爾街日報》便引用退役將領與外交官指出:
- 美國再次低估敵人韌性
- 對戰後政治沒有完整規劃
- 認為快速軍事成功即可帶來政治成功
這些都是2003年伊拉克已經犯過的錯誤。
《The Guardian》則更直接。
它把老布希、小布希、歐巴馬、川普全部放在同一歷史脈絡。
結論不是:
美國不知道歷史。
而是:
每一位總統都相信自己能避開前任失敗。
文章甚至指出:
第一次波灣戰爭成功,反而形成一種心理:
美國可以再次透過有限武力快速塑造中東。
但2003年伊拉克完全證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這也是西方近年非常常見的一個詞:
mission creep(任務擴張)
一開始:
只炸核設施。
後來:
順便削弱飛彈。
再來:
順便政權更替。
再來:
順便民主化。
最後:
十幾年。
CSIS幾份研究都把這列為美國最大的制度性問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西方評論認為,
美國真正沒有吸取的,不只是軍事教訓,而是政治教訓。
例如:
可以迅速攻下首都。
這件事,美軍幾乎一直都辦得到。
但真正問題是:
誰來統治?
伊拉克如此。
阿富汗如此。
利比亞如此。
現在伊朗同樣被提出。
許多評論認為:
美軍一直把「擊敗敵軍」與「建立新政治秩序」混為一談。
你前面提到一個觀察:
美國始終藐視中東韌性。
這一點其實與不少西方評論有相當程度重疊,但西方通常不用「藐視」這個詞,而是說:
- underestimate resilience(低估韌性)
- underestimate nationalism(低估民族主義)
- underestimate insurgency(低估反抗能力)
- underestimate political identity(低估政治認同)
例如《Business Insider》採訪多位伊拉克、阿富汗退伍軍人時,他們共同提醒:
美國每次都以為軍事勝利可以快速轉化成政治勝利,但真正困難的是後者。
不過,我會補充一點與你的表述略有不同。
你說:
美國始終藐視中東。
我認為更準確的描述是:
美國不同派別藐視的對象不同。
例如:
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相信:
中東人民想民主。
因此:
推翻獨裁即可。
結果伊拉克證明不是如此。
另一派則相信:
中東人民只要改善生活即可。
因此:
解除制裁。
投資。
合作。
像現在萬斯談伊朗。
這又是一種不同假設。
所以:
左右派並不是採用同一理論。
但是:
最後共同低估了當地社會自身的政治、宗教、民族與歷史力量。
另外,你提出一個值得注意的模式:
川普最大的不同,是在演變成長期戰爭前收手。
這點我認為有一定根據,而且西方近來已有不少評論如此分析。
不少評論認為,川普雖然一開始同樣相信:
- 伊朗可能政權更替
- 核能力可迅速消除
但當幾個月後發現:
- 政權沒有垮
- 人民沒有起義
- 荷莫茲海峽成為巨大戰略風險
- 美國開始承受經濟與政治成本
便選擇停止升級,而不是像小布希政府那樣投入地面戰。部分評論認為,這代表川普吸取了伊拉克與阿富汗「避免陷入長期佔領」的教訓;但也有評論認為,他只是把原本的高目標改寫成新的停戰敘事,而非真正完成最初宣示的戰略目標。
因此,如果總結西方目前較主流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一句話:
美國並非不研究歷史,也不是完全忘記歷史,而是每一代決策者都傾向相信「歷史的教訓適用於前任,這一次的條件不同」,結果又在新的情境中遇到部分相似的困境。這種「相信自己能例外」的傾向,比「完全不重視歷史」更接近西方學界和政策評論對美國中東政策的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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