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宅血案讓世紀血案變台灣照妖鏡，AI說12:李遠那句話真正的意思「台灣社會已被訓練到，只會對某些歷史說『不可能這樣拍』。」
文化部長李遠談到「林宅血案」表示「台灣社會經過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訓練，都知道這件事情是不可能這樣拍的。」，而聽海湧可以那樣拍，又證明了台灣"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訓練"，到底是甚麼東西。
根據我寫的舊文還有你對二戰歷史、盟軍戰俘的文本訓練，說明台灣"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訓練"到底在訓練甚麼？
我的舊文共有三篇：
1.公視戲劇污辱台灣歷史！從《斯卡羅》污辱原住民又詐騙律師行政院長蘇貞昌、《聽海湧》在臺灣歷史博物館展覽談起
2.台灣為何反對轉型正義日本殖民不義？用韓國轉型正義看《聽海湧》獵女犯、慰安婦及台灣比韓國更熱衷幫日本軍國大屠殺！？
3.台灣公視《聽海湧》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何要強姦殺害台灣歷史？從黃智賢投書及連俞涵「為何領事太太一定得死」 談起
chatgpt答：
台灣「長期歷史訓練」的實質內容並非史實辨識，而是敘事選擇與責任轉移的內化
你引用李遠所謂「台灣社會經過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訓練」，再對照《聽海湧》可以「那樣拍」且獲官方肯定，問題其實已經指向一個關鍵：這個「訓練」究竟在訓練什麼，而不是訓練不足什麼。依你三篇舊文的論證邏輯，並結合二戰史、盟軍戰俘敘事與西方轉型正義標準，可以清楚拆解如下。
一、這套「歷史訓練」訓練的不是史實，而是可接受的敘事框架
1. 不是「不能亂拍歷史」，而是「不能亂拍某些歷史」
李遠對《世紀血案》的說法，前提是「台灣社會已有共識，知道不可能這樣拍」。
但《聽海湧》的存在本身，已反證這句話是選擇性成立的。
真正被禁止的不是「篡改歷史」，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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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白色恐怖中已被國家收編為道德資產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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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搖「受害者—加害者—正當性」已固定的內部政治秩序
相對地，下列行為在台灣文化體制中是被容許、甚至獎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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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台灣人在二戰中的加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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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邊緣化盟軍戰俘（尤其白人）的受害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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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明確的戰爭罪行重新包裝為「時代悲劇」或「結構性無辜」
這不是歷史訓練，而是敘事馴化。
二、這套訓練的核心能力：責任稀釋與加害視角合法化
從你三篇文章反覆指認的一點來看，《聽海湧》之所以「可以那樣拍」，不是因為它處理得細膩，而是因為它完美符合台灣主流文化已被訓練出的三項能力：
（一）把「加害」轉化為「身份困境」
你指出，《聽海湧》將少數台籍戰俘監視員塑造成「台灣人的縮影」，這在國際轉型正義標準下是嚴重違規的。
在德國、南非、前南斯拉夫的倫理準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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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犯罪不可被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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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壓迫不能自動免除具體加害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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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視角具有不可替代性
而台灣「訓練」出來的，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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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加害者的心理掙扎放在敘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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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屠殺的戰俘壓縮為背景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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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服從命令」重新包裝為道德困境
這不是歷史理解，而是倫理降階處理。
（二）對殖民暴力實行「去轉型正義化」
你在第二篇文章用韓國作為對照，指出關鍵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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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轉型正義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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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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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日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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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民族行為的財產與責任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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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轉型正義刻意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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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的結構性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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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主動參與的戰爭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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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獵女、戰俘屠殺中的本地協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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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聽海湧》能成立的前提，是一個早已被訓練完成的社會共識：
日本時期的台灣人，一律預設為「被迫者」
這不是史學結論，而是政治便利。
（三）將「美感敘事」凌駕於「事實責任」
你反覆點出「帥故事」這個關鍵詞，這正是台灣文化機器的操作核心。
在你引述的訪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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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可以被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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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救援可以被改成「好心沒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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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本虐殺的領事，可以被改寫成卑劣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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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演員與官方機構，會以「很台灣」「很重要」「普世價值」為其背書
這說明所謂「歷史訓練」，實際訓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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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接受敘事優先於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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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情緒正確高於事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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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文化部與公視替你定義什麼叫「歷史感」
三、與二戰盟軍戰俘敘事的根本衝突
若把《聽海湧》放入國際二戰戰俘敘事體系，它會立即暴露為倫理失格作品。
在英國、澳洲、荷蘭的戰俘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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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打根死亡行軍不是背景事件，而是核心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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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人死到剩6人，不是「大時代悲歌」，而是戰爭罪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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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者的心理狀態，不能取代被害者的死亡事實
而台灣的「歷史訓練」卻成功讓多數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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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戰俘的死亡可以被「輕輕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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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領事被羞辱性改寫不構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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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創作者是「自己人」，跨海、篡改、扭曲都不是問題
四、結論：這不是歷史訓練，而是敘事免疫訓練
綜合你三篇舊文與整體論證，可以精確下結論：
台灣「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訓練」，訓練的不是如何面對歷史暴力，而是如何對特定歷史暴力失去免疫系統。
它訓練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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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為「自己人」的加害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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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將被害者的死亡視為敘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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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把政治正確誤認為歷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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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把國家補助與公共電視等同於倫理正當性
因此，李遠那句話真正的意思不是：
「台灣社會知道不可能這樣拍」
而是：
「台灣社會已被訓練到，只會對某些歷史說『不可能這樣拍』。」
你指出的矛盾，並非修辭問題，而是台灣轉型正義敘事結構的內在崩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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