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一舉》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給台灣的教訓（本文超過7000字，慎入）
「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一片入圍86屆奧斯卡金像獎而引發熱議，在此之前曾獲得不少獎，這個紀錄片拍的是印尼在1965年反共大清洗中（「930」事件），蘇哈托藉軍事政變殺了50萬人，其中許多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至少有30萬華人在這次屠殺中喪生。片中的主角Anwar Gongo是參與殺人的「印尼民族英雄」，從未因此事受到任何追究，他參與此片是因為他有個電影夢，本片記錄了他從一開始得意的講述到後來的崩塌。值得一提的是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對此片的發言，他指出：
…許多國家歷史中都會有晦暗的部分，不要這麼輕易就對一個國家貼上標籤。世人必須謹記美國的奴隸史、澳洲原住民的處境、美國參與越戰時的轟炸行動，其他若干國家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都有許多因素。…必須牢記一件事情，這（反共大清洗）是發生在冷戰脈絡下的事情，是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
原來，這套「歷史背景論」是曾以反共之名進行大屠殺的政權非常熱愛的理論。我在想，為什麼在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中，總有人提「國共內戰」「冷戰脈絡」？不是說「冷戰」是「不流血的戰爭」？這所謂的「不流血」指的是不流敵國的血，卻是大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暴行」吧！？
言歸正傳，現在來談談這部紀錄片。
這部片並沒有什麼歷史鏡頭，也沒有拿出來任何受害者的照片、遺物或血淋淋的控訴。完全是Anwar個人在拍攝他過去「消滅共產黨」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目前印尼對這個「250萬的共產黨份子被消滅」歷史的看法。1965年後，有無數的華人與無辜者被印尼掀起的反共狂潮所殺害，手段兇殘是一回事，但聽到加害者的想法，倒是導演Joshua Oppenheimer非常獨出心裁的設計。本片一開始就提到：「1965年，印尼政府被軍方推翻。任何人如果反對軍方的獨裁專政，都會被指控為共產黨。主要對象是工會領導，沒有土地的農民，知識份子和華人。在西方的直接援助下。不到一年時間，有超過一百萬的“共產黨人”被殺。」
請注意，這是這個美國導演自己的說法，西方的直接援助無異就是最大的幫兇，這不就是所謂的「冷戰脈絡」？美國過去不也強烈支持台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白色恐怖？
Anwar是棉蘭電影院的一個賣票員，後來加入武裝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之一就是「消滅共產黨」，他們把他翻譯成英文的Gangster，又說他原意就是freeman，我看的翻譯版本譯為「流氓」。北蘇門答臘省省長Syamsul Arifin說「匪徒們希望自由的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們是錯的。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與他們合作，我們只需要做的就是指引他們」。後來影片介紹這些freeman到Ibrahim Sinik報的辦公室審問犯人的方法，影片問負責人他們審共產黨人的時候提出哪些問題？負責人說「不管我們問什麼問題。我們都修改他們的回答，使它們對共黨不利。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職責是讓公眾憎恨他們。」，之後就叫freeman把「共產黨」帶到後面殺了，負責人驕傲的說「我不需要親自動手！我使個眼神，他們就死了.」。這套跟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好有一比。
Pancasila Youth"五原則青年團"是印尼最大的武裝集團之一，身穿橘色衣服，他們的領導人自稱「流氓頭子」，剿滅共產黨份子的方式就是「我們把他們都殺了」。他對民主的看法也是許多台灣人的意見「我們擁有太多的民主了。那是一片混亂。說到"民主"，什麼才是"民主"呢？在軍方控制下的獨裁，一切事情都會更好。更好的經濟，更好的安全…」
後來拍到當地地方武裝的頭目Safit Pardede到當地華埠收錢的情形，他說「當我需要錢時，老朋友就是沒得比了...如果是別人。如果錢不夠數，我都不會接受的。」，簡直就是標準的「流氓」。更誇張的是印尼副總統Jusuf Kalla(尤素夫·卡拉)的演說：
五原則青年團的精神-人們指控 說成是流氓.流氓們是工作在社會系統之外的人，不是服務於政府的。"流氓"這個詞原意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如果每個人都是為政府工作...我們會成為官僚的國家，我們會一事無成。我們需要流氓們把事情辦了。那些能把事情辦妥的"自由，隱秘的人"。我們需要流氓/匪徒們敢於在商業上投機,冒險，運用你們的肌肉，不是用肌肉來毆打人民。然而，有時，毆打人們也是必須的。
後來Anwar介紹一部印尼拍的洗腦片：
政府拍攝這部電影，目的就是要人民憎恨共產黨人。從小學開始，所有的孩子們都要觀看這部影片，孩子們每年都必須到影院去看一遍。我記得，是因為我就在影院工作，孩子們會分化成2個群體..年齡最小的坐在前排，有一部分孩子被電影嚇壞了，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之感到驕傲，因為是我在消滅這些影片裏殘暴的共產主義份子，我比影片所能做到的要更多更好。
Anwar的同伴Adi也加入「演出」，他不像Anwar那樣深信反共片：
Anwar：對我而言，那部宣傳電影使我不會為我的行為產生負罪感。每看一遍電影，就讓我更堅信...
Adi：你是這麼認為的？我可不會。我覺得政治宣傳電影都是騙人的。即使是烏龜也能爬上倒下的樹木。在我們殺了赤匪之後，再搞臭他們，太容易了。那電影就是設計著，讓他們看上去很邪惡。共產份子的女人赤裸著跳舞...這明顯就是騙人的。明擺著的嘛.殺人就是要乾淨俐落！拋屍後就回家了.這是真的，我們殺人都是很快速的。我們殺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Anwar：因為我們不想吸引來大批圍觀群眾，Adi，我們好像不該這麼說。當著這個外國人的面，批評那部政治宣傳片。
接下來他們演出審訊共產黨人的過程：
共產黨人：我們把土地歸還給農民。我們還給他們肥料，種子和農具等。目的是…
審問者：為了傳播共產主義，是不是啊？
共產黨人：真的，我們想讓人們知道共產黨是最好的政黨
審問者：你為什麼招募人們加入這個不合法的政黨？
共產黨人：但以前那時，它並不是不合法的政黨啊.
旁觀者：--不是嗎？
共產黨人：--1965年前嗎？ 當然是合法的政黨
兩人相視大笑…
這段相當有趣，因為共產黨人與審問者分別由Adi與Anwar扮演，他們在1965年都是屠殺「共產黨」的人，他們當然知道共產黨曾經合法過，也知道他們當年是如何自辯的。
另一段是Adi與Anwar的對話，相當發人深省：
Adi：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父親是被殺的共產份子。我也會覺得憤怒不安。這很正常的，不是嗎？比方說，你殺了我的父親，我會對你很憤怒。憤怒。為什麼你要殺我父親呢？然後呢，你不讓我上學，不讓我工作。甚至不讓我結婚。這一切需要被糾正。從來沒有正式官方的道歉。但道歉真有這麼困難嗎？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
Anwar點點頭：--寬恕--他們會不會暗地裏詛咒我們？
Adi：--暗地裏詛咒我們...
Anwar：--因為如果公開的咒駡我們，他們會被逮捕的！所以他們偷偷的咒駡。對我而言，Adi，到最後...我睡覺受到驚擾，或許就是因為...當我用鐵絲勒死那些人時，我看著他們慢慢死去
Adi：但你用其他手段時，你也看著他們死去啊
Anwar：是啊，當我睡著時，這些場景又進入我的夢境。他們給我帶來了噩夢。
接著是Adi與Anwar在車上的談話：
Adi：還記得1966年“粉碎中國人”的運動嗎?你給我一份華裔共產黨份子的名單。沿著蘇迪曼(將軍)街我殺了每一個我遇到的中國人，我捅死了他們。我記不清總數了，但至少幾十個。我遇到一個就捅一個。一直殺到亞洲街。就在這，我遇到我女友的父親。你還記得那時我女友是個中國人吧？“粉碎中國人”運動變成了“粉碎女友的老爸”運動。所以我也捅了他，因為他是中國人。他摔落進一個坑渠，我用磚塊砸他，他沉下去了。
到了片場，Adi又說話了：
殺戮是你能做的最嚴重的犯罪。關鍵是要找方法，不讓自己感到罪惡。歸根結底，就是要找到合理的說辭。比方說，別人要求我去殺某人。如果報酬讓我滿意，那我當然回去做，從這方面看，就不是錯誤行徑。就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心…
一段刑求演出後，沒想到一個演共產黨的人說話了：
演共產黨的人：如果你想聽真實事件，我倒有一個。
另一個演員：說來聽聽。因為我們拍的一切，也是真實的。
演共產黨的人：有個店老闆，他是那個地區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說實話，他其實是我的繼父Suryono（Anwar的鄰居），雖然他只是我的繼父。但自從我還是嬰兒時，就生活在一起了。大概淩晨3點，有人敲我家的門。“是誰啊”。...他們叫我父親的名字。我媽說道“有危險啊，你不要出去。”但他還是去開門了。我們就聽他驚叫了一聲“救命”。之後就沒聲音了。他們把他給帶走了。直到清晨，我們都不敢睡覺。
有人問：--那時你幾歲啊
演共產黨的人：--11 12歲吧。所以，我記得很清楚。這不可能忘記的嘛。之後，我們在一個油桶下面找到了他的屍體，那是被剪開的半個油桶，那屍體就像這樣，躺在桶下面。他的頭和腳被麻袋套著。但一條腿是這樣伸在外面。那天早上，沒有人膽敢幫助我們。我們就像埋頭死羊一樣，把他埋在了大路邊。只有我和我爺爺去收屍。把屍體拖到坑邊，沒人敢幫我們。那時我還很小。隨後，所有的共產黨人的家庭都驅逐了。我們被驅趕到了一個叢林邊的貧窮的棚戶小村。說真的，這也是我從沒上過學的原因。我不得不自己教自己讀和寫。我也沒必要向你們隱瞞這些。我應該相互瞭解對方，不是嗎？我保證，我不是在指責你們的所作所為。只是想給電影提供些資訊。我保證我沒有指責你們的作為。
看到這段我很震驚，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竟然就是一個受害者的後代，他繼父也是Anwar的鄰居，而Anwar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殺父仇人！鏡頭不斷的照著Anwar，其實導演從影片開始就一直不斷拍Anwar，看著他細微的表情牽動，觀眾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的心思。
後來，Anwar「再現」那個刑求逼供的場景，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繼續演出，痛哭流涕中，彷彿他感覺到他繼父的痛苦。最後，他被他們用鐵絲綁住脖子絞死。這個時候鏡頭不斷拍著Adi與Anwar，他們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這部片究竟是紀錄他們榮耀的過去，還是一個懲罰呢？
演完這段，Adi驚醒了，他說：
Adi：聽著，如果我們這部電影製作成功，它將駁斥所有的媒體宣傳關於共產黨人是殘酷的說法--要展現我們才是殘忍的--我們是殘忍的，如果電影成功了。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這裏努力的每一步，這不是因為害怕，40年前的任何罪案，法律上都已經過期了。不是因為我們害怕。主要是形象問題。社會民眾感覺，“我們始終懷疑這事。他們撒謊說共產黨是殘酷的”這不是我們的問題。這是歷史問題。整個歷史事件的冤屈將變清白。不是180度翻身，是360度！如果我們的電影能成功。
某演員問：如果那都是真實的，那為什麼我們要隱瞞我們的過去呢？
Adi：不是啊，結果是Anwar和我以前說的和做的都是錯了。共產主義份子並不殘忍。
某演員：--但那是真的
Adi：--我完全同意，但不是所有事實必須要向公眾公開的。我相信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我絕對意識到我們是殘忍的。這就是我要說的。現在交由你來決定，你要怎麼做了。
鏡頭不斷照著繼父被殺的演員，他不斷的流淚。Adi這段「隱瞞論」，不也是台灣奉行不渝的「傷口論」嗎？紀念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就是挑起傷口，時間過去那麼久了還要怎麼樣？不是賠錢了？有批人不是不斷的這麼說嗎！
影片進行到中段。
拍攝者問：我不想讓你感覺不舒服，但我不得不提問。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Adi：我不需要贊同那些國際法律。當布希當權，古巴關塔摩監獄是合法的。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殺傷武器，也是對的。當時，布希說是對的，但現在是錯的。日內瓦公約或許今天是人道的。以後我們會有我們的雅加達公約，替換掉日內瓦公約。只有勝利者才能定義“戰爭罪行”我是勝者，所以我能有自己的定義。我不需要遵從國際上的定義。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真都是好的。有一些真相並不好，比如重新啟動一個案件審理。即使你發現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好。
拍攝者問：但是對數百萬的受害者的家人而言。能真相水落石出，是件好事。
Adi：那好啊，但需要從人類第一起謀殺開始調查。為什麼要只關心屠殺共產黨人呢？美國人殺印第安人。有誰因此而被處罰呢？懲罰他們啊！對我而言，重審這事件，就是挑起爭端。我準備著，如果這個世界想繼續戰爭，我準備好了。如果你想讓我們爭鬥，我準備好了。
拍攝者問：如果你被帶到海牙的國際法庭呢？
Adi：--現在嗎？
拍攝者問：--是啊。
Adi：我去啊！我不覺得有罪，我為什麼要去呢？如果能讓我出名，那我就準備去。求之不得，把我召去海牙吧。
走筆至此，本文含引用已經超過5000字了，為何幾近把其對話照抄的原因是認為他們的對話非常深刻。其後該片呈現了Anwar與五原則青年團如何屠殺人民、其腐敗，與印尼民主的荒謬，接下來拍到Anwar過去的作為，他們上談話性節目的一段話可為參考：
而談到和解/調解，未來將不會有和解，因為過去發生的，已經成為了歷史了。故事的結局必須是這樣的。對共產主義份子，不會有任何調停和和解。那為什麼那些受害者的兒女們沒有採取報復行為？不是他們不想報復，是他們不敢。因為我們把它們剷除乾淨了。
Anwar在演出一個屠村場景時「良心發現」，直到他自己也演出被刑求片段時終於「入戲太深」而崩潰，他看了自己的演出後說：
Anwar：被我曾經拷打的人，是否和我當時感受到的一樣？我能體會到被我拷打的人的感受。因為影片裏，我的尊嚴被徹底摧毀了。恐懼隨之而來，侵入的我的全身。一切的恐懼突然壓向我的身體。恐懼包圍著我，並侵襲著我。
導演：其實，被你拷打的那些人感受會更糟糕。因為你知道這只是電影拍攝，但他們知道他們將要被殺。
Anwar：但我真的感受到了，Joshua，真的。難道，我犯了罪？我對太多的人做了這些事，Joshua...是這一切都會來報應我嗎？我希望不會是。我不想要遭到報應。Joshua…
片尾，Anwar 到他們折磨並殺害抓來的共產黨份子的場所「巡禮」，想到這一切，他痛苦的嘔吐並哭泣…
看完這兩小時四十分的影片想到，這部片對Anwar究竟是懲罰還是救贖呢？導演是否殘忍？我曾看過一部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受害者的後代」與「加害者的後代」的相遇，還有些「加害者的後代」如何去探索他們祖先的過去…，這樣認真面對歷史的傷口，不是才能堅強的繼續走下去嗎？Anwar當年可說是用手或用各式各樣殘忍的手段殺死了千人以上，如今這個導演以「上帝視角」來設計他檢視自己的一生，固然對他這個老人是一種折磨，但如同他自己很喜歡的那個劇中劇的結局，這一切，是一種救贖。
看了這片，我也想起了曾讀過的一本書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些華裔在這樣的創痛下，能與印尼有「想像的共同體」嗎？我還記得書中Benedict Anderson曾談到他在印尼待了非常久，還會說當地話呢，怎麼沒在該書提提這件事？後來我找到標榜師承Benedict Anderson，一本談印尼華人認同的書說「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see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台灣社會真能省思什麼嗎？
這十年來，我去了不少次各類二二八紀念館、白色恐怖遺跡，有機會就讀讀相關的報導或書刊。關於大屠殺、種族衝突的電影也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目標，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台美人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德國終戰三部曲等，美國的黑白種族電影更是看了不計其數。每看到這些我就會思考，台灣的族群差異絕對比任何國家小，為什麼別人能有那種反省或孕育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台灣卻沒有呢？台灣政府在面對過去時，是否做的不夠？又為什麼總有一些學者、媒體、人民要把台灣一部份人區分為「外來」？
這片給我的意義是：我不同意Adi「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這話。這段時間，我不斷的貼出關於眷村、二二八的文章，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開始的是這些「我們的不同」絕不應該被掩蓋，無論是反省或控訴，我都要把它寫出來。結束的是，已經十年了，該結束的還是應該結束，雖然不是現在、立刻，但我會把這段日子整理出一個總結。
如果可能，我希望這部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能給台灣的教訓是：傷口的復原不是建築在隱瞞上， Adi曾經說「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我則認為，一切的藉口只是傷口上的鹽，真相才是藥，它才能夠真正的治療台灣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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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民族主義、流亡政府、外來政權與深綠學者－「想像的共同體」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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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我是殺人魔」探討大批華人遭殺害的印尼歷史
紀錄片「我是殺人魔」探討大批華人遭殺害的印尼歷史，引發各界討論。不過，印尼政府認為，這部紀錄片對印尼歷史的描繪並不恰當，難以還原整體歷史面貌。
美籍導演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訪談1965年反共大清洗中暗殺隊員當年如何殺死數千「印共」，完成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
這部影片以反思的角度，藉由參與殺戮行動者現身說法，帶領觀眾重新檢視歷史悲劇。「我是殺人魔」入圍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引發熱議，有中國大陸網友要求政府對印尼做出強硬姿態，並把那段歷史寫入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
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表示，這部影片把印尼描繪成殘忍及沒有法治的國家，這是不恰當的。
他指出，許多國家歷史中都會有晦暗的部分，不要這麼輕易就對一個國家貼上標籤。世人必須謹記美國的奴隸史、澳洲原住民的處境、美國參與越戰時的轟炸行動，其他若干國家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都有許多因素。
費扎亞說，必須牢記一件事情，這（反共大清洗）是發生在冷戰脈絡下的事情，是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
他也質疑紀錄片拍攝者只聚焦在幾個人物，而非呈現整體歷史面貌，像是片中消息來源僅是少數幾個犯下暴行的民眾，這真的足以詮釋重大的歷史事件嗎？
他表示，印尼會解決自身晦暗的問題，這需要時間，但絕對不是用魯莽的方式。
印尼1965年發生軍事政變，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卡諾由於政治立場傾向共產主義陣營，被軍方將領推翻。時任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趁機奪權，接著在全國策動反共大清洗，除了導致大批共產黨員被殺外，也造成許多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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