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論針對中國的「體制萬能解釋」如何扭曲公共知識:一個亞洲媒體比較框架

一、問題設定:體制解釋何以成為公共知識的主導模型

中文語境中,「體制萬能解釋」具有高度普適性:無論是 MLB 為何無法進入中國、科技產業的市場差異、文化產品的流行程度、甚至自然災害的應對能力,均被直接歸因於政治體制。此框架已成為一種跨事件敘事裝置,使公共知識的形成與驗證能力受到扭曲。

亞洲各地媒體雖處於不同歷史脈絡,但在「體制敘事」使用上具有可比較性,可據以分析其分類、功能與偏差。

二、「體制萬能解釋」的四項扭曲機制

1. 因果壓縮:將多變量現象單線化

體育、科技、文化、人口等領域均為多因果系統,但體制解釋會:

將多重條件壓縮為政治單一變數;

使產業、文化、技術因素被邊緣化;

打斷事件的中觀過程(制度、組織、社會階層、供應鏈)。

公共知識的邏輯鏈因此被削弱,形成片段化認知。

2. 理論替代:用體制敘事填補知識不足

當媒體缺乏資料、研究與產業專業時,體制敘事成為「低成本替代品」。結果是:

體制被當成萬用鍵;

非政治領域的結構機制無法被呈現;

數據與分析需求被取消。

公共知識被迫停留在低解析度模式。

3. 比附扭曲:用政治二元敘事做跨國比較

此模式將國際比較簡化為:

自由/威權

民主/專制

開放/封閉

跨文化差異、產業路徑、人口結構與歷史條件均被忽略。比較結果失去可操作性。

4. 社會化再製:媒體與讀者共同維持低成本解釋

媒體使用體制敘事是因其容易生產;讀者接受體制敘事是因其降低理解成本。

兩者形成供需環境,使體制解釋成為「習慣性公共模型」,逐代累積。

三、亞洲媒體比較:體制敘事的構造差異

以下分析不以「民主/威權」為分類,而以敘事運作機制為基準。

(一)台灣:政治中心化的新聞慣性與知識落差結構

特徵:

政治前置 —— 多數議題皆需置入政治方位。

跨領域知識缺乏 —— 科技、體育、文化等報導常使用政治框架替代專業性。

媒體碎片化 —— 工作流程短、資料庫薄弱,導致政體敘事成為「公共討論的預設語言」。

政黨框架滲透日常議題 —— 運動市場、科技產品選擇、教育制度問題均被套入政治二分法。

結果:體制萬能解釋成為台灣媒體最常見的替代性理論模型。

(二)香港:政治化升溫後的「反射式體制化」

特徵:

後 2019 年的政治高度中心化使媒體敘事向兩端極化;

體育、文化、經濟議題被迫政治化,形成二元市場:政治註解/非政治沉默;

產業分析能力下降,導致體制敘事成為理解中國或國際事件的唯一快速工具;

新聞市場在政治壓力下萎縮,使知識多樣性更弱。

結果:體制敘事具防禦性,成為媒體的生存策略而非分析工具。

(三)中國:官方敘事的制度性生產與體制化單因果模型

特徵:

政治敘事具制度化強制力,形成單一因果主體(黨國—社會一體)。

國際比較被政治化:成功=體制優越,失敗=外部敵意或歷史負擔。

外部世界資訊可見度低,導致政治原因成為預設的解釋模板。

體育與文化報導多為政治服務,不追求產業與消費社會層級的分析。

結果:中國的體制敘事為「官方定義的萬能因果論」。

(四)韓國:產業—文化優先,體制敘事弱化

特徵:

媒體的「文化—產業」取向強(K-pop、K-drama、棒球、科技)。

體制敘事不作為主要分析工具:

科技:以三星—SK—政府—供應鏈的制度互動分析

體育:以企業球團、學校系統、人口動員作為框架

跨國比較以產業與文化維度為主(如與日本、台灣的棒球比較)。

政黨政治雖激烈,但不吞噬其他領域的分析框架。

結果:韓國媒體的解釋模板更接近「社會—產業」模型,而非「體制中心」。

(五)日本:制度多層化與歷史慣性,政治敘事退場

特徵:

政治與社會領域高度分化;

媒體具有長期資料庫與調查能力,不需以政治敘事填補知識空缺;

體育與文化研究基礎厚實,新聞可直接引用學術、產業、統計資料;

跨國比較以歷史—文化—社會系統為主,不以政治軸心分類。

結果:體制萬能解釋在日本媒體中幾乎不存在,其功能被其他制度化知識架構替代。

四、綜整:四種模式的系統差異

若以「體制敘事依賴度」排序,可構成下列分析軸:

高依賴:

中國(制度化政治主導)

香港(政治升溫後的反射式框架)

台灣(媒體知識落差造成的政治中心化)

中介型:

韓國(政治存在但不主導跨領域分析)

低依賴:

日本(資料導向的多層制度模型)

此排序反映媒體系統的「知識供應能力」而非政治性質。

五、結語:體制敘事是一種「知識替代理論」

綜合比較可得出核心判斷:

體制萬能解釋不是政治的必然產物,而是知識貧乏的結果。

媒體越缺乏資料、研究與跨領域知識,其體制敘事依賴度越高。

亞洲媒體的差異反映其資訊生產能力,而非其民主程度。

因此,公共知識的扭曲來自媒體系統性的知識結構問題,而非政治體制本身。

體制敘事之所以成為「萬能」,是因為它能讓媒體與讀者在缺乏資料與分析的情況下,以最低成本完成解釋行為,而這正是公共知識長期停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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