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在二戰中的戰爭責任 第六節 第一小節 蔣介石無意對台灣的日本殖民轉型正義war crime taiwanese japan WWII
第六節 台灣社會對於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無感的原因
第一小節 蔣介石無意對台灣的日本殖民轉型正義
由前面討論可知，台灣人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被統治者而被迫參軍固然成立，但我們不可將所有參軍者一概而論，因為無論是1937年到1942年、1943年、1944年，台灣人受迫程度並不相同。如果以自然法的角度去探討台灣人被以戰犯起訴、定罪，我們至少應該考量所有參與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相關犯行者的有責性，其中就包括其是否有足夠的自由意志對當下的命令作出決定。
但台灣實際上對於這些討論付之闕如，就如《獵女犯》中關於台灣人參與強徵當地原住民慰安婦的討論，台灣各界就完全只聚焦於文學上的討論，這種社會氛圍，應該從蔣介石談起。
蔣介石統治台灣後，對於轉型正義完全欠缺任何概念，就如同侵華日軍的最高指揮官之一的岡村寧次於1949年1月26日被判決無罪，判決書中無視日軍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是必須被追究的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而以「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的軍人義務寫入判決書作為「佐證」其無戰爭罪行，即使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他還是順利回到日本，並在日後招募日軍成立「白團」，擔任蔣介石在台治軍的「教官」。
相對於台灣，陳翠蓮教授於2016年12月《臺大歷史學報》第 58 期的〈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218頁提到左翼抗日的犧牲不被重視，「而戰後初期臺灣菁英自發的去殖民化行動，自始即遭國民政府的漠視與壓制。」
陳翠蓮在224頁指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對統治台灣的興趣集中在「去日化」、「去奴化」，並且積極推進「中國化」、「黨化」、「三民主義化」。陳也談到辜振甫等人秘密計畫臺灣獨立，被總督安藤利吉阻止並且諭告而消散獨立運動。陳翠蓮於208頁談到《民報》嚴詞批評「運動獨立者，是秦檜一流人，遺臭萬年」並闢「檢查衙門」專欄歡迎告發漢奸。陳翠蓮認為「戰後初期民間清算對象從日本特高、警察、臺灣人走狗等殖民統治的加害者，逐漸轉向日治時期協力者御用紳士。在反日情感與是非觀念下，眾論囂囂，形成道德壓力，欲將殖民統治協力者驅逐於公共參與範疇之外。」
如果我們對照台灣現狀，除了陳翠蓮提及韓國「過去清算」的對象包括日本殖民時期外，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楊翠代理主任委員、葉虹靈、許雪姬、黃奕瀠等人於2019年6月23至27日到韓國考察，其〈韓國轉型正義法制與經驗交流考察〉報告對韓國關於日本殖民時代的「過去清算」完全沒提，這也反映出即使台灣全面民主化後，仍然延續蔣介石時代的「精神」，「去殖民化行動」始終不在台灣關心的範圍內。
就像無論是韓國轉型正義極為關懷的慰安婦議題，或韓國於2006年8月18日成立了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調查委員會（친일반민족행위자재산조사위원회，ICJCP，The Investigative Commission on Pro-Japanese Collaborators Property)，台灣都沒有意願討論，以至於1999年7月8日《華視》〈檔案秘辛台灣三大望族協助興建慰安所〉報導中，中研院中山人文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朱德蘭指出，在把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檔案資料研讀、整理之後發現，「台拓」不僅涉及了慰安所的設置、慰安婦的募集，甚至還提供資源給他的關係企業「福大公司」，讓「福大」承包、興建慰安所。而在「福大」的股東名單上，赫然發現了高雄陳家、板橋林家，以及鹿港辜家的資料；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名子更是數度出現在名單當中。
類似韓國這類「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的相關討論，最後也無疾而終，這無疑是根源於蔣介石鎮壓台灣自發地去殖民化運動。至於現代台灣人也拒絕深入，這在《獵女犯》改編成《熱帶天使》的過程，更是具體而微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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