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與美國企業就是六四鎮壓最大受益者3：從天安門到富士康，蘋果Steve Jobs讓中國女工的血在你的iphoneiphone 1989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and massacre taiwan

6月 09, 2025

美國總統川普2025年五月間說他很久以前就告訴過蘋果公司的庫克，期待在美銷售的iPhone在美國製造和生產，5月23日紐約時報評論說年輕中國女性手指較小，這讓她們在裝配iPhone時更具優勢，因她們在安裝螺絲和其他微型零件方面更加靈巧。兩位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在最近為評估將生產轉移到美國的可行性而進行的分析中，該公司確認在美國找不到具備同等精密裝配技能的人才。

明明youtube有一大堆拆裝iphone的影片，到處也有維修iphone的男性，這番說詞究竟是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還是要強調中國供應鏈的「不可取代性」，紐約時報替蘋果找的理由真是荒謬。

我們看紐約時報5月23日” Why Making an iPhone in the U.S. Would Be So Difficult - The New York Times”的報導，紐約時報中文版翻譯為” 川普要求iPhone「美國製造」，這現實嗎？”，在”中國究竟具備哪些美國無法提供的優勢？”的小項目除了提到前述”中國女性手指小”的「優勢」外，還指出中國擁有數以百萬計的流動工人，「蘋果的供應商無需向他們支付全年的工資」。我相信，美國總統川普絕不願意這種只付幾個月薪水的蘋果供應鏈製造業回流吧！？

而這篇美國作者TRIPP MICKLE的說法，讓我想到Schindlers List，辛德勒在電影中，以“需要這些小孩纖細的手來擦亮炮彈內側”為理由，將小孩也納入工廠，中國女工當然不能與納粹脅迫下的猶太人相比，但這所謂「年輕的中國女性手指較小」的理由，仍使我不得不聯想！

TRIPP MICKLE不斷強調「他們住在工廠配套的宿舍區，這些工廠的裝配線比足球場還長」的同時，我們回顧2014年1月法務部調查局「展望與探南」第12卷第1期，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朱柔若所撰”富士康與血汗工廠之間：一個集體行為研究取向的解析”，第31頁提到：
“…若無北京政府授予發展主義國家的特許狀，外資臺商豈可能在「低勞動成本」的逐利制度下，不是利用廣大的農民工勞動力後備軍，就是積極與學校掛鉤使用大量的實習學生工，進行跨國的勞動套利呢？”

這裡所謂的”大量的實習學生工”，就是美國人說不出來的「年輕的中國女性手指較小，這讓她們在裝配iPhone時更具優勢」，我們來看相關新聞報導：

2012/10/17 自由時報” 最小僅14歲╱招學生工被踢爆富士康喊卡”報導，紐約的勞工權益團體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指出，煙台市校方讓「一小部分」學生去富士康實習，年齡介於十四至十六歲。富士康向彭博社聲明，的確在山東煙台廠發現有未滿十六歲的學生在工廠實習約三週，年齡最小十四歲，將立即終止僱用這些違反勞工法律上班的員工。

這些備受美國聲稱無可取代、擁有小手指的未成年人，是如何工作的呢？

報導提到，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山東煙台市政府從九月開始，要求各高職、技術學院，派學生去富士康實習一至三個月，和正職員工一樣工作。由於要趕訂單，加班到晚上七、八點成常態，且學生三個星期一輪需值大夜班，時間是晚上八點到隔日清晨五點，經常一值班就是十二個鐘頭。這些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約有五、六十人，且一個月上班都沒有休息。

我以前就提過，富士康並不是「無意間」招攬到這批學生工與兒童加班與上夜班，山東商務職業學院一位系主任說，所有煙臺市高職高專院校都被市政府下了“死任務”，最多的學校派去3000多學生。甚至連四川公務員在年底考核中就多了一項內容——能否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務。而且當招不到工的時候還要自行頂替。2012年春節前，因為沒有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務，劉寶玉(化名)不得不去成都富士康工廠“頂工”。機關領導對她說，“招不到人，只能自己人去”。

法廣於2012/12/16也報導，法國電視二台秘密採訪了位於河南鄭州生產iphone第五款手機的富士康工廠的年輕員工，其中有兩位年輕的女員工向記者表示她們是一所護校的未成年的學生，校方強迫他們到與他們的專業毫無關聯的富士康工廠實習，威脅她們否則將不能拿到畢業證書。她們在富士康被迫加班加點地工作，甚至還被迫違反實習合同上夜班。

而2013年間，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在APEC會議上，抱怨大陸的年輕人，不願從事單調低薪的組裝作業員工作。同年又爆發，數千名西安工業大學的學生遭強制安排，到富士康煙台工廠實習，不參與或提早結束實習者，就會喪失學分，就無法拿到學位證書。這些學生必須值夜班和加班外，被迫參與實習的學生透露，大一及大二學生被學校以實習的名義，安排進入煙台工廠工作兩個月，但實習的內容和所學無關。

看到這麼多學生的「故事」，大家明白為何這是美國難以複製「年輕的中國女性手指較小，這讓她們在裝配iPhone時更具優勢」了吧！

根據聯合報轉角國際報導，到了2019年，英國《衛報》8月9日頭版刊出與跨國勞權NGO「中國勞工觀察」（CLW）合作的調查報導，針對鴻海富士康涉嫌於中國湖南省衡陽廠區規模性地剝削「實習生」，甚至買通學校導師擔任「駐地監工」，以在校成績與獎學金為要脅，強迫建教合作的數千名未成年「高中職少年工」違法超時與夜間輪班。

我相信我不必再列舉這一大堆的「舊聞」，因為至少到2019年還有未成年學生替富士康工作的事實，富士康本身也承認了

美國人對於中國女工的「異想」，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名譽教授潘毅在「富士康與一個女工的iPhone夢」曾說：「因為學生工跟農民工不同，所以富士康無需為學生工繳納社保（因為學生不是勞動法律法規的保護對象），勞動成本進一步降低。就這樣，富士康通過採用嚴格控制工人、對學生進行超級剝削為特徵的勞動體制，實現了資本的快速積累。」

中國的勞工權利研究者劉開明博士更在「從富士康事件理解新生代工人」質疑：「政府靠得住嗎？自殺事件發生以後，政府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幫富士康掩蓋問題，當工人和記者不斷揭露富士康存在系列嚴重問題的時候，我們看不到政府對富士康的懲罰，公眾也無法從政府那裏得到滿意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當年富士康受到的壓力並非來自中國共產黨，也非來自2001年在富士康早已成立的共產黨組織或幾千個共產黨支部，更非來自不存在的工會，當然更不是Steve Jobs及繼任者Tim Cook的蘋果，而是美國與國際上的勞工權益團體的指責。

而一個企業居然可以這樣連續多年發生這樣多的雇用學生上班乃至上夜班的違法事件、甚至政府還聯合學校以要脅畢業資格強迫學生提供勞動力，竟然連續多年頻繁發生且都能全身而退，我們都還沒談到2010年間，富士康爆發的大規模連跳事件呢！

每一個手持iphone的人應該想想，2004年Steve Jobs看到郭台銘時，要求他代工「品質要高、價錢要便宜」這樣看似兩者不可兼得的iphone時，中國的富士康為何能夠做到？

美國總統川普希望iphone美國製造組裝的同時，根據TechInsights分析師林韋恩計算，每支手機在中國組裝的人工成本為30美元，在美國組裝的人工成本為300美元，你們知道當年組裝成本多少錢嗎？

2014年經濟日報報導，IHS拆解報告指出，iPhone 6與iPhone 6 Plus每支手機流水線勞工成本分別為4與4.5美元（約新台幣120、135元）。

那當年的學生，又可以領到多少錢？

我們看2020/11/19中時”1支iPhone 12 Pro賣4.4萬台積電究竟賺多少？”報導，技術分析機構Techinsights發布拆解報告指出，512GB版本iPhone 12 Pro的製造成本約514美元（約台幣15000元），如果以當年美國空機售價1,299 美元（約台幣37000元）推估，約占成本比重39.5%。毛利率就是60.5%。

報導提到” 當然並非所有零組件成本都增加，如組裝測試和支援材料等成本約22.5 美元，占總成本比重約4.37%”，這也就是蘋果可以「含淚血賺」60.5%的奧義。

而美國的專家，還只是看到「年輕的中國女性手指較小，這讓她們在裝配iPhone時更具優勢」！紐約時報美國作者TRIPP MICKLE想像中的「年輕的中國女性手指較小，這讓她們在裝配iPhone時更具優勢」，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對富士康的「幫助」，要不然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美國，不要說接二連三了，只要第一次發生，被害人立刻就可以用懲罰性賠償把相關工廠告到破產。

在中國的真正優勢是低人權、低工資，對蘋果的優勢是高毛利，對富士康是經濟規模，這才是蘋果與富士康戒不了「中國組裝」的原因！

一個在六四之後「不離不棄」留守中國的台資企業富士康，在六四之後多年仍然得到共產黨無止盡的投桃報李，無論發生了多少起學生被強迫進入工廠上夜班，即使到了2019年又再次發生學生工事件，郭台銘的富士康依然屹立不搖。

Steve Jobs、Tim Cook、美國與台灣消費者、台商，當然會忘記共產黨是六四血跡後仍然存續的政權，因為這個政權保障了蘋果iphone的60%以上的高獲利，而你們手中的iphone仍然有新一代的學生的血淚，這一代學生沒有死在天安門廣場，她們的靈魂卻死在你們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