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轉型正義之無恥：納粹士兵受審，台灣皇軍戰犯卻沒事
一名94歲的德國前納粹士兵奧斯卡•格羅寧（Oskar Groning）在德國一個法庭受審，因為他1942年至1944年秋天在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服役，被認為涉嫌參與30萬宗謀殺罪名：格羅寧承認了自己曾經參與大屠殺事件，但強調自己在集中營內的職責是從囚犯身上搜刮錢財，而非在毒氣室內殺害猶太人和其他人士。格羅寧在聲明中說，他認為自己罪行之大，讓他認為已經不可能從倖存者和死難者親屬那裡尋求原諒。“我只可以從上帝那裡尋求寬恕。”原告的代表律師對格羅寧的聲明表示失望，指出他應該對受害者致歉，而不是在上帝那裡尋求原諒。看到德國的「轉型正義」，想到台灣戰俘營係二次大戰期間死傷最嚴重的地方，參與日本皇軍凌辱屠殺戰俘的台灣籍日本兵，怎麼沒有受到同等級的「轉型正義」伺候？？
94歲的德國前納粹士兵奧斯卡•格羅寧（Oskar Groning）
現在廣大的台灣人愛自稱自己是「二戰戰敗國」，人家德國也是「二戰戰敗國」，自己就可以審判自己94歲的德國前納粹士兵，可見，即使是漢娜•阿倫特在《平庸的邪惡》下自認沒錯的小螺絲釘也必須負責。依「台灣是二戰戰敗國」邏輯，台灣在蔣介石的「戰勝國」謊言洗腦下，把許多以「聖戰」心情參戰然後到中國大陸、韓國、菲律賓、越南、寮國、泰國、印尼大屠殺、侵略、虐待戰俘、強徵慰安婦為性奴隸的台灣反人類戰犯，竟然一筆勾消他們的罪惡，這真是蔣介石罪無可赦之處！
我一向認為，台灣人有些自願或不自願作為皇民當然不得已，但自願當皇軍去參與大屠殺或虐待戰俘的行為，當然是「戰犯」！既然台灣人要談「轉型正義」，不妨看看人家德國的「正版」怎麼做，不要再DIY一些垃圾了！
當然，包含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也要一起轉，針對所謂的「抓耙子」風波，也要詳盡調查，不可聽信一面之詞，這裡我指的是謝長廷。看到江春男們、姚人多們、吳叡人們只聽信一面之詞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供社會檢驗，這種廉價的「轉型正義」才是「山寨版轉型正義機構」！你們是什麼東西，憑什麼你們出一張嘴我們就要相信？
看到鄭弘儀反紀念抗戰說「其父在抗戰時曾當過日本兵，如此高調紀念，傷害其父心情，也傷害台灣人民感情」，這是容易理解的事，就如我在「台灣人反紀念抗戰的真正原因，亦論二二八中外省人被屠殺源由」一文所言的理由：當這些父祖係跟著日本皇軍在中國大陸、韓國、菲律賓、越南、寮國、泰國、印尼大屠殺、侵略、虐待戰俘的人，怎麼能「容忍」紀念抗戰呢，這不是抹殺他們父祖的「成就」嗎？
然而，我相信多數德國人絕不會「感慨」希特勒自殺而納粹德國輸了，看到他們司法追究納粹，當好幾萬台灣人「自願」作為皇軍侵略亞洲並作為日本大屠殺的共犯時，這種「平庸的邪惡」，可以被遺忘嗎？
台灣既然是「二戰戰敗國」，當然要擔起這一切，台灣數百年來無法自己當家做主的「悲情」不是「反人類罪的遮羞布」或「免罪牌」！趁許多「自願」作為皇軍的台籍日本兵還健在之時，不妨好好討論部份台灣皇軍在中國大陸、韓國、菲律賓、越南、寮國、泰國、印尼大屠殺、侵略、虐待戰俘罪行中扮演的角色吧！
blackjack 2015/7/8
Oskar Gröning admits guilt for role in Holocaust and playing a part in 'Nazi machinery'
The 94-year-old is on trial accused of being an accessory to the murder of 300,000 Jews and says he has no right to ask for forgiveness
Oskar Gröning admits guilt for role in Holocaust and playing a part in 'Nazi machinery'
The 94-year-old is on trial accused of being an accessory to the murder of 300,000 Jews and says he has no right to ask for forgiveness
Defendant and German former SS officer Oskar Groening, 94, dubbed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sits in a courtroom in LueneburgDefendant and German former SS officer Oskar Groening, 94, dubbed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sits in a courtroom in Lueneburg
Defendant and German former SS officer Oskar Groening, 94, dubbed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sits in a courtroom in LueneburgDefendant and German former SS officer Oskar Groening, 94, dubbed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sits in a courtroom in Lueneburg Photo: Picture Alliance/Photoshot
By Justin Huggler, Berlin6:48PM BST 01 Jul 2015
Oskar Gröning, the former SS guard known as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admitted guilt for his role in the Holocaust at his trial on Wednesday.
The 94-year-old, who is on trial as an accessory to the murder of 300,000 Jews, said he had no right to ask for forgiveness.
Mr Gröning said he was not personally involved in the killing of Jews, but admitted he played a part in the Nazi machinery.
“I’ve consciously not asked for forgiveness for my guilt,” he said in a written statement read out by his lawyer.
“Considering the scale of what took place in Auschwitz and the crimes committed elsewher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 have no right to such a request. I can only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The 93 year old Oskar Groening charged with 300,000 counts of accessory to murder for his service as a Nazi SS guard at Auschwitz during World War II
Mr Gröning told the court he knew about the mass killings of Jews at Auschwitz, and that he had tried to get transferred from the concentration camp several times.
But he said he had not been aware of many of the details that have been described to the court by Holocaust survivors.
His statement was read out shortly before harrowing testimony from Irene Weiss, the last survivor to testify to the trial.
The 84-year-old Ms Weiss, who flew in from the US to testify, told the court how she and her family were relieved at first when they were taken to Auschwitz,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a work camp and they would survive.
Aged just 13 at the time, she described how she and her sister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family.
“We asked the other prisoners, ‘When will we see our families?’” she said.
“A woman pointed to a chimney and said, ‘Do you see the smoke? There is your family.’”
• Oskar Groening Q and A: Auschwitz expert calls delayed justice a 'disaster'
Ms Weiss showed the court a colour photograph discovered in the 1970s that showed her mother and brothers shortly before their deaths in the gas chambers.
She described how her father used to reward them as children for studying well by pretending coins were falling from the ceiling as a reward.
Oskar Groening (C), dubbed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is assisted by paramedics as he arrives to a courtroom
“This was my father, aged 47, who upon arrival in Auschwitz, was forced to work in the Sonderkommando, pulling bodies from the gas chambers,” she said.
“We learned that he was shot not long after being made to do this work.
Ms Weiss responded to Mr Gröning’s statements of regret, looking directly at him across the court room.
“He has said that he does not consider himself a perpetrator, but merely a small cog in the machine,” she said.
“But if he were sitting here today wearing his SS uniform, I would tremble, and all the horror that I experienced as a 13-year old would return to me.”
“He’s being evasive,” Ms Weiss told reporters after the hearing.
“I thought he would apologise clearly and take a little more responsibility.”
Ms Weiss was the last witness to be called. The prosecution now wants to question Mr Gröning, but it is not clear if he will testify.
After that, the trial is expected to move to closing arguments, possibly as early as Thursday.
迟到的正义能否“定论”那段耻辱史？
“最后的纳粹”70载后终受审
本报记者 贾晓静 《 青年参考 》（ 2015年06月24日 28 版）
奥斯卡•格罗宁与年轻时身着党卫军军装的他（小图）
德国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女囚与儿童，摄于1945年4月。
2015年4月下旬的一个周二，德国北部小城吕纳堡的一间礼堂外人山人海。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多国记者挤满了入口，电视直播车塞满了周边道路。人们在等待一场延宕70年的审判——现年93岁的“纳粹记账员”奥斯卡•格罗宁因在二战期间涉嫌“协助屠杀罪”被起诉，这可能是针对纳粹大屠杀的最后一轮审判。
加害者与受害人都已白发苍苍
紧盯着法官托马斯•沃瑟的眼睛，证人席上的伊娃•法希迪一字一句地讲述了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的种种。不远处，93岁高龄的被告人静静坐着，眼神看上去有些涣散，只是偶尔用颤抖的手摆弄一下身边的助行器。
“一想到他（格罗宁）曾在我母亲哭泣着打点好的箱子里鼓捣，手上还拿着刚刚遇害的妹妹吉利科曾穿的衣物，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这位来自布达佩斯，也已90岁高龄的大屠杀幸存者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法希迪在战争中失去了49位亲属，母亲和姐妹都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中遇难。“我出庭并非为了‘正义’，这个词对我并不重要，毕竟，我的家人不会因它而复活。此行只为一个目的——倘若一个人对社会有害，他就该被社会移除。”她说。
法希迪并非惟一的控诉者——未来3个月，格罗宁还将接受数轮审讯，公众也将从65名大屠杀幸存者及其亲友的证词中，不断回忆起那些曾令德国乃至欧洲蒙羞的滔天罪行。
开庭前十几天，84岁的苏珊•波拉克就从英国赶到了吕纳堡，为的是能“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她脑海中有关奥斯维辛的记忆从未因时间推移而变淡，反而日渐清晰。
“工棚里住着大约800名女孩，我们没有食物，只能幻想自己在吃早餐——啃着一块面包，或一个鸡蛋。但这样的游戏很快就结束了，饥饿让我们无法思考，最后，我们只好假装在减肥。”波拉克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那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怖世界，尸体堆积如山，没人清扫，传染病肆虐……眼前的一切比死亡更糟。我们做了什么，竟要遭此厄运？”言罢，她转向被告席，双眼中似乎有火焰在跳跃。
在65名共同原告的律师瓦尔特看来，“过去70年间，嫌疑人以‘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的借口逍遥法外，幸存者则痛苦地度日如年”。他表示，格罗宁终于被送上审判台，可以让幸存者感到“自己终于被德国的司法系统所尊重”。
纳粹杀人机器中的“小齿轮”
在庭审现场，身着白条纹衬衫和米黄色背心的格罗宁看起来有些虚弱，然而，面对诉讼方的指控，他笃定地表示，自己根本没犯罪，充其量是纳粹在道德层面的共谋者——“我不为自己的言行感到内疚，我甚至没扇过（受害人）一个耳光。”
1921年6月10日，格罗宁出生在不莱梅郊外10公里的小城宁堡。其父是一名纺织工人，同时也是激进组织“Der Stahlhelm ”的成员。小时候，他家旁边住着一户犹太人，靠经营一间不大的金属店为生。彼时，他常与邻居的女儿安妮玩耍，两个孩子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弹珠。纳粹上台后，当地的纠察队在安妮家门口拉起了“德国人不买犹太货”的横幅，不久，他和这位小伙伴的游戏便从人来人往的街道，被迫“转移”到了人迹罕至的后院。
12岁时，格罗宁追随父亲加入了Stahlhelm 青年团，原因很简单——他喜欢那里的制服和军乐。高中毕业后，他立刻申请加入纳粹党卫军。“这是一种自发的热情，我不希望成为最后一个参与游戏的人。”格罗宁告诉美国《纽约客》杂志，还出示了一张老照片。画面里，带着眼镜的格罗宁看上去清瘦而斯文，他的军帽上，装饰着鹰与骷髅的徽章却异常刺眼。
1944年，格罗宁转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按照他的自辩，作为一介小人物，他起初对这部“杀人机器”一无所知，甚至一度以为奥斯维辛的主要营地是“一个小镇”。“里面有电影院和剧院，常举行演出。集中营的员工有自己的娱乐设施，甚至还有一个体育俱乐部。”格罗宁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他还声称，自己曾与囚犯在体育俱乐部里共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那是特殊情况下的友谊，如今，我仍记得那种欢乐的感觉”。
逐渐熟悉自己的新工作后，他开始对集中营内虚假的平静产生怀疑——一个冬日的夜晚，他被从床上叫起来，帮助追捕逃犯。他在法庭上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一群囚犯被赶进一间农舍，紧接着，一名军官把毒气从农舍的开口处灌了进去。“屋子里传出惨叫，越来越响、越来越绝望。很短的时间里，一切又安静下来，然后完全没了声音……”格罗宁在庭审中强调：“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杀害犯人的完整过程，但我未曾参与。”
法庭记录显示，在格罗宁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的3个多月间，最少30万人在这部死亡机器中丧命。这位资历尚浅的记账员被要求，将运送至此的囚犯的个人财物迅速转移到固定地点，然后将这些钱财运往党卫军位于柏林的总部，以免新来的囚犯对他们的命运起疑。一名检察官指出，格罗宁曾帮忙清理遇害者的行李，掩盖屠杀痕迹。他清楚地知道，大批被认为不适合服苦役的在押犹太人“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后，直接被送往毒气室杀害”。
如同汉娜•阿伦特在《平庸之恶》中所描写的被“纳粹哲学”洗脑的士兵一样，格罗宁一直相信，自己在“特殊环境”下的行为无可厚非，只是完成“来自上级的任务”。事实上，当法官问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他坚称自己无辜——“我不过是这架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如果这也是犯罪，那么我有罪。”
而在81岁的罗马尼亚裔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伊娃•科尔看来，格罗宁的说辞不成立。“如果一台巨大的机器丢失一个小齿轮，将发生什么？——机器将停止运转。所以，对（纳粹）这台杀人机器来说，他就是帮凶。”
对此，托马斯•沃瑟法官表示认同——“无论格罗宁是否实际参与，他仍旧甘于做杀人机器的齿轮”。为此，他将面临至少30项“共同谋杀罪”指控，以及最高15年的徒刑。
复仇怒火逐渐被公众反思取代
必须承认，尽管背负着迟到却沉重的指控，格罗宁仍是为数不多、愿接受媒体采访并还原那段历史的原纳粹军官。
二战结束后，他所属的部队于1945年6月10日投降，他也被送往英国强制劳动。令人意外的是，1947年返回德国后，他从未隐瞒自己的经历，多次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在奥斯维辛工作；据信，他这样做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要公开驳斥某些持“大屠杀不存在”观点的极端右翼分子。
“我认为这是我的任务，在这个年龄面对这些事，对那些大屠杀否认者、声称‘奥斯维辛从没存在过’的人说，我见过毒气室，看到了火葬场、焚尸坑。”他告诉BBC，“我希望你相信我，这些暴行发生了。我就在那里。”
家住英国埃塞克斯的幸存者艾弗•波尔同样出席了庭审。波尔12岁时被送进奥斯维辛，在那里，他失去了父母和其他7个兄弟姐妹，只有他和弟弟幸运生还。
这位83岁的老人告诉英国《卫报》，自己来到审判庭并非为了复仇，而是为了释放“情感压力”。尽管从英国去往德国的旅途让波尔略感疲惫，但他并没因此感到颓丧。相反，当重返这片给自己留下过痛苦记忆的土地，他竟莫名地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美丽”。“我曾觉得，来到这里并目睹凶手入狱比什么都重要，但当我看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开始厌恨自己。我为他感到遗憾。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想，这消融了我心里的恨。”
庭审告一段落后，原本抱着“血债血偿”之心的苏珊•波拉克不再执着于当年的对错。她对《卫报》表示：“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破碎的人，一个无力的老者。宽恕？我该原谅谁？我幸运地活了下来，我没资格原谅任何人。”
在德国《明镜》周刊看来，格罗宁案让人们重新思考“个体在集体罪行中应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该案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在涉及审判“下级”纳粹人员时，究竟该如何在无辜和有罪之间划出界限？
《纽约客》在文章中提到，如果像格罗宁这样的人都要被起诉，“那么，该在哪里停下？是不是也要控告那些开着火车到奥斯威辛的工程师？还有那些打信号的工作人员？”面对这一连串尚无答案的问题，该杂志坦言，这个“划界限”的棘手任务，在战争结束后被抛给了德国人自己；未来，它将仍是这个国家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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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纳粹军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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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蒂亚斯•盖热
作为纳粹党卫军的一名军官,奥斯卡•格罗宁在奥斯威辛服过两年役。他负责清点登记死去犹太人的钱物,并在站台上看守源源不断抵达的囚徒们的行李。他说,自己没有参与过任何罪行。但是过去60年间,格罗宁的内心一直得不到安宁。
鸟儿欢快地歌唱,窗外吹来一阵和煦的春风。满头白发、眼睛湛蓝的老人奥斯卡•格罗宁,坐在起居室的安乐椅上,缓缓叙说着从前的故事……
“一列火车进站了。车子刚停稳,那些犹太人就被带走,上级指派我去看管他们留下的行李。站台上满地狼藉。忽然间,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我举目四望,只见那孩子用破布包着,躺在行李堆里。做母亲的知道,带着小娃娃的,一定最先被送进毒气室。一名纳粹党卫军走了过来,抓起那孩子的小脚,头朝下倒提着。孩子哭得更厉害。那人满脸厌恶地皱起眉头,毫不犹豫地把娃娃向柱子摔过去,刹那间,一切回复了平静。”格罗宁缓缓地把头转向窗外,他左手的拇指,像钟摆一样机械地来回摇动。
格罗宁生于1921年,作为党卫军,他在奥斯威辛呆了两年,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尚存纳粹党卫军人之一。他常常在恶梦中惊醒。先是尖叫,然后是电闪雷鸣,渐渐地,雷声变成了呻吟,接着,一切复归平静。这一切,全是毒气室冤魂所发出的声音。
被委派“特殊任务”
格罗宁的父亲是纳粹准军事组织“钢盔”的成员。格罗宁从小就对纳粹党卫军崇拜得五体投地,遂于1940年自愿加入。格罗宁先在党卫军的出纳部门工作。1942年,他接到了新命令。一个高级军官说,要给他委任一项特殊任务,这对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的最终胜利极为重要。军官叮嘱他:在有生之年,不能够对任何人说出这项任务的真相。
调到奥斯威辛那年,他刚满21岁,是10月份的某一天坐火车去的。
奥斯威辛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世界,那里面的秩序,确保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都同外边的文明社会相互隔绝。这个恐怖世界受到明白无误的命令所支配,并由一系列紧凑的条例、任命和官阶来保证。它使一些人成了刽子手,而另一些人则充当会计,格罗宁是后者,他被指派去清点犹太人的钱币,分门别类锁进保险柜里。
格罗宁捋起袖口,在手肘上方,有一个不太起眼的蓝色斑点。他解释道,那本来是一个圆圈,代表血型为“O”。奥斯威辛每一个人,不管是囚徒还是纳粹军人,都得纹身。囚徒被刺上编号,而党卫军则被刺上自己的血型。
专门点数死人身上的钱币
党卫军的营房舒适安逸。但是,格罗宁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里同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官兵们常常喝得烂醉。有一次,门忽地一声打开了。进来的人宣布,有列火车正在进站。3个人“嚯”地站了起来,穿好制服带上手枪准备出去。
格罗宁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犹太人准备到达,他们被关进了这个集中营。不过,今后他们到底是死是47活,那可要看自己的运气啦。”有人答道。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格罗宁感到疑惑。
“就是说,有些犹太人立马就得丧命。”另一个人解释道。格罗宁还被告知,大部分犹太人都要被送去毒气室杀掉。
第二天早上,有人把格罗宁带进另一间办公室。因为他懂得银行业务,所以被指派到“收容者财物部”工作。上级告诉他,犹太人一进入集中营,就要交出所有钱财。格罗宁的职责就是点数这些货币,把它们捆好,定期往柏林解送。第二天,奥斯卡•格罗宁就开始了他的新工作。
他相信希特勒和戈培尔所说的一切。他认为,灭绝全世界的犹太人是德国的天职。他觉得,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全是因为犹太人的缘故。他希望德国能够赢得眼下的这一场战争。
两个月后,他又被加派一项新任务。越来越多的火车运来了犹太人,需要有人看守他们带来的行李,以防丢失。值班的第一天,他就亲眼目睹了本文开头的那幕惨剧。
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
格罗宁没有杀害过任何人,既没有向毒气室喷灌过杀人气体,也没有亲手焚烧过受害者的尸首。他只不过在站岗,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起先无比震撼,接着慢慢习惯,最后变成例行公事。
他在个人施暴和整个社会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之间划了一道界线。他认为,个人暴行野蛮,而大规模屠杀则合法。虽然如此,他还是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他给上司打报告,说:“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要求调到别的地方去。”上级答道:“既然在保证书上签了字,服从命令便是你的天职。”
格罗宁只好服从命令。他的职位还一再得到提升。他点数那些“无主钱币”,把波兰兹罗提、希腊德拉克马、法国法郎、荷兰盾、意大利里拉等等分门别类,仔细捆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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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軍官承認道德有罪
[2015-04-22]
現年93歲的德國前納粹黨軍官奧斯卡．格羅寧（Oskar Groening），被指控在二戰期間協助屠殺至少30萬人，背負30萬項「共謀謀殺罪」，將面臨最長15年監禁。德國法院21日審理，格羅寧當庭認罪，並表示「自己只是整部殺人機器中的一顆小齒輪，嚴格來說是無辜的」，懇求被害家屬的原諒。
綽號「奧斯維茲的賬房」的格勒寧，被指控曾協助謀殺30萬猶太人。格勒寧向法庭表示，他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沒收新到集中營猶太人的財物。他說，自己親眼目睹大屠殺，但否認有任何直接角色。
倘若被判有罪，格勒寧將面臨3至15年徒刑，他將可能是因納粹罪行而受審的最後一位。
《中國時報》21日消息，格勒寧21歲在奧斯維茲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 Camp）工作，他一直認為自己是擔任後勤的角色，並沒有犯罪。1944年6月間，一些猶太人及匈牙利人被帶到奧斯維茲集中營，至少有30萬人幾乎立即被毒氣屠殺致死。他曾在2005年稱，「我看到了毒氣室，看到了火葬場。」
20世紀80年代，格勒寧曾被指控，但因缺少直接證據而撤案。然而，最近檢方可能因為他在集中營工作而將他定罪。格勒寧2005年曾表示，「如果你描述我有罪，那麼我很內疚。但從法律上來講，我是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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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抗戰：差點被遺忘的二戰盟軍戰俘
威克
BBC中文網記者 台灣報道
2015年 7月 7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作為日本帝國最南端的台灣，日軍在島上興建了多處戰俘營，關押盟軍戰俘。
但是這段歷史因為種種原因差點被湮沒、被人遺忘，後來在一群熱心人士的努力之下，才得以重見天日。
加拿大籍的何麥克（Michael Hurst）是個台灣女婿，定居台灣多年，在不做生意的時候，就投入推廣台灣盟軍戰俘營這段歷史的工作。
為此他成立了「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過去的20年間呼籲台灣政府注重保留遺址和注重這段歷史。
金瓜石的過去
走進何麥克家中用來作為「研究中心」的書房，他向我介紹這段歷史。
當年日軍在台灣興建了十多處戰俘營，關押了4000多名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美國軍人。
從日本在1941年年底正式對英美荷宣戰之後，一路從香港、菲律賓、現在叫做印尼的荷屬東印度群島、馬來亞、緬甸、一路摧枯拉朽直逼英國控制的印度。
一路上所俘虜的、部分階級較高的盟軍人員就被送到台灣，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倖存的俘虜才得以回到家鄉。
何麥克介紹說，這些盟軍士兵受到的待遇非常惡劣，雖然在新北市九份附近的金瓜石戰俘營惡名昭彰，其實其他在台北、宜蘭、台南等地的戰俘營「也好不到哪裏去」。
等到這些軍人終於能夠回到距離台灣甚為遙遠的家鄉時，人們當初得知戰勝的興奮心情早已過去，何麥克說，這些戰俘們不但沒被人看成是吃盡苦頭的「英雄」，有些國家政府還要求他們簽署保密狀。
何麥克認為這是因為冷戰已經開始，國際政治上的需要，他說，以英國為例，這些前戰俘們要到十多年前、也就是戰爭結束了50多年後，英國政府才提供了每人1萬英鎊的補償金。
而十多處的遺址，原先不是毀於戰火，要不就是被用作為軍事基地或者是疏於照顧而荒廢。
何麥克說，台灣政府以前是不注意保留和關心這段歷史，但是這二十年來相當支持他協會的工作。
守望相助
金瓜石戰俘營現在已經整修成紀念公園，其他也有幾個遺址設碑立牌，為的就是希望世人不要遺忘這些獲救時形如皮包骨、骷髏一般的盟軍戰俘。
何麥克說，當時日軍以台灣人作為警衛，戰後也有台灣人因此受審、判刑。
但是當年被關押的戰俘也告訴他，大部分的台灣人是同情戰俘的。
這是英軍士兵雷斯利（Harry Leslie）離開金瓜石戰俘營時的相片。
例如日軍強迫戰俘到金瓜石當地的銅礦礦坑工作，一起工作的台灣籍礦工，有時會趁警衛不注意的時候，把自己飯帶的飯菜分給戰俘們吃。
二戰末期，日軍節節敗退，戰俘們的待遇更加惡劣，到最後獲救的時候，4000多名戰俘中，近500人死亡。
現在這段歷史得以展現人間，當年的戰俘也曾多次返回台灣參加紀念活動，但是何麥克說，這些老兵如今都已經八九十歲了，每年到台灣參加紀念活動的人也越來越少。
在訪問何麥克的前一天，特別到金瓜石的這個紀念公園探訪，看到的是幾百公尺山路之外的黃金博物館滿是遊客，但是到紀念戰俘的終戰紀念公園就只有我一個人……
（責編：蕭爾）
94歲的德國前納粹士兵奧斯卡•格羅寧（Oskar Groning）現在廣大的台灣人愛自稱自己是「二戰戰敗國」，人家德國也是「二戰戰敗國」，自己就可以審判自己94歲的德國前納粹士兵，可見，即使是漢娜•阿倫特在《平庸的邪惡》下自認沒錯的小螺絲釘也必須負責。依「台灣是二戰戰敗國」邏輯，台灣在蔣介石的「戰勝國」謊言洗腦下，把許多以「聖戰」心情參戰然後到中國大陸、韓國、菲律賓、越南、寮國、泰國、印尼大屠殺、侵略、虐待戰俘、強徵慰安婦為性奴隸的台灣反人類戰犯，竟然一筆勾消他們的罪惡，這真是蔣介石罪無可赦之處！
我一向認為，台灣人有些自願或不自願作為皇民當然不得已，但自願當皇軍去參與大屠殺或虐待戰俘的行為，當然是「戰犯」！既然台灣人要談「轉型正義」，不妨看看人家德國的「正版」怎麼做，不要再DIY一些垃圾了！
當然，包含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也要一起轉，針對所謂的「抓耙子」風波，也要詳盡調查，不可聽信一面之詞，這裡我指的是謝長廷。看到江春男們、姚人多們、吳叡人們只聽信一面之詞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供社會檢驗，這種廉價的「轉型正義」才是「山寨版轉型正義機構」！你們是什麼東西，憑什麼你們出一張嘴我們就要相信？
看到鄭弘儀反紀念抗戰說「其父在抗戰時曾當過日本兵，如此高調紀念，傷害其父心情，也傷害台灣人民感情」，這是容易理解的事，就如我在「台灣人反紀念抗戰的真正原因，亦論二二八中外省人被屠殺源由」一文所言的理由：當這些父祖係跟著日本皇軍在中國大陸、韓國、菲律賓、越南、寮國、泰國、印尼大屠殺、侵略、虐待戰俘的人，怎麼能「容忍」紀念抗戰呢，這不是抹殺他們父祖的「成就」嗎？
然而，我相信多數德國人絕不會「感慨」希特勒自殺而納粹德國輸了，看到他們司法追究納粹，當好幾萬台灣人「自願」作為皇軍侵略亞洲並作為日本大屠殺的共犯時，這種「平庸的邪惡」，可以被遺忘嗎？
台灣既然是「二戰戰敗國」，當然要擔起這一切，台灣數百年來無法自己當家做主的「悲情」不是「反人類罪的遮羞布」或「免罪牌」！趁許多「自願」作為皇軍的台籍日本兵還健在之時，不妨好好討論部份台灣皇軍在中國大陸、韓國、菲律賓、越南、寮國、泰國、印尼大屠殺、侵略、虐待戰俘罪行中扮演的角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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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germany/11711780/Oskar-Groning-admits-guilt-for-role-in-Holocaust-and-playing-a-part-in-Nazi-machinery.htmlOskar Gröning admits guilt for role in Holocaust and playing a part in 'Nazi machinery'
The 94-year-old is on trial accused of being an accessory to the murder of 300,000 Jews and says he has no right to ask for forgiveness
Oskar Gröning admits guilt for role in Holocaust and playing a part in 'Nazi machinery'
The 94-year-old is on trial accused of being an accessory to the murder of 300,000 Jews and says he has no right to ask for forgiveness
Defendant and German former SS officer Oskar Groening, 94, dubbed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sits in a courtroom in LueneburgDefendant and German former SS officer Oskar Groening, 94, dubbed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sits in a courtroom in Lueneburg
Defendant and German former SS officer Oskar Groening, 94, dubbed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sits in a courtroom in LueneburgDefendant and German former SS officer Oskar Groening, 94, dubbed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sits in a courtroom in Lueneburg Photo: Picture Alliance/Photoshot
By Justin Huggler, Berlin6:48PM BST 01 Jul 2015
Oskar Gröning, the former SS guard known as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admitted guilt for his role in the Holocaust at his trial on Wednesday.
The 94-year-old, who is on trial as an accessory to the murder of 300,000 Jews, said he had no right to ask for forgiveness.
Mr Gröning said he was not personally involved in the killing of Jews, but admitted he played a part in the Nazi machinery.
“I’ve consciously not asked for forgiveness for my guilt,” he said in a written statement read out by his lawyer.
“Considering the scale of what took place in Auschwitz and the crimes committed elsewher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 have no right to such a request. I can only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The 93 year old Oskar Groening charged with 300,000 counts of accessory to murder for his service as a Nazi SS guard at Auschwitz during World War II
Mr Gröning told the court he knew about the mass killings of Jews at Auschwitz, and that he had tried to get transferred from the concentration camp several times.
But he said he had not been aware of many of the details that have been described to the court by Holocaust survivors.
His statement was read out shortly before harrowing testimony from Irene Weiss, the last survivor to testify to the trial.
The 84-year-old Ms Weiss, who flew in from the US to testify, told the court how she and her family were relieved at first when they were taken to Auschwitz,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a work camp and they would survive.
Aged just 13 at the time, she described how she and her sister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family.
“We asked the other prisoners, ‘When will we see our families?’” she said.
“A woman pointed to a chimney and said, ‘Do you see the smoke? There is your family.’”
• Oskar Groening Q and A: Auschwitz expert calls delayed justice a 'disaster'
Ms Weiss showed the court a colour photograph discovered in the 1970s that showed her mother and brothers shortly before their deaths in the gas chambers.
She described how her father used to reward them as children for studying well by pretending coins were falling from the ceiling as a reward.
Oskar Groening (C), dubbed the 'bookkeeper of Auschwitz', is assisted by paramedics as he arrives to a courtroom
“This was my father, aged 47, who upon arrival in Auschwitz, was forced to work in the Sonderkommando, pulling bodies from the gas chambers,” she said.
“We learned that he was shot not long after being made to do this work.
Ms Weiss responded to Mr Gröning’s statements of regret, looking directly at him across the court room.
“He has said that he does not consider himself a perpetrator, but merely a small cog in the machine,” she said.
“But if he were sitting here today wearing his SS uniform, I would tremble, and all the horror that I experienced as a 13-year old would return to me.”
“He’s being evasive,” Ms Weiss told reporters after the hearing.
“I thought he would apologise clearly and take a little more responsibility.”
Ms Weiss was the last witness to be called. The prosecution now wants to question Mr Gröning, but it is not clear if he will testify.
After that, the trial is expected to move to closing arguments, possibly as early as Thursday.
迟到的正义能否“定论”那段耻辱史？
“最后的纳粹”70载后终受审
本报记者 贾晓静 《 青年参考 》（ 2015年06月24日 28 版）
奥斯卡•格罗宁与年轻时身着党卫军军装的他（小图）
德国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女囚与儿童，摄于1945年4月。
2015年4月下旬的一个周二，德国北部小城吕纳堡的一间礼堂外人山人海。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多国记者挤满了入口，电视直播车塞满了周边道路。人们在等待一场延宕70年的审判——现年93岁的“纳粹记账员”奥斯卡•格罗宁因在二战期间涉嫌“协助屠杀罪”被起诉，这可能是针对纳粹大屠杀的最后一轮审判。
加害者与受害人都已白发苍苍
紧盯着法官托马斯•沃瑟的眼睛，证人席上的伊娃•法希迪一字一句地讲述了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的种种。不远处，93岁高龄的被告人静静坐着，眼神看上去有些涣散，只是偶尔用颤抖的手摆弄一下身边的助行器。
“一想到他（格罗宁）曾在我母亲哭泣着打点好的箱子里鼓捣，手上还拿着刚刚遇害的妹妹吉利科曾穿的衣物，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这位来自布达佩斯，也已90岁高龄的大屠杀幸存者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法希迪在战争中失去了49位亲属，母亲和姐妹都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中遇难。“我出庭并非为了‘正义’，这个词对我并不重要，毕竟，我的家人不会因它而复活。此行只为一个目的——倘若一个人对社会有害，他就该被社会移除。”她说。
法希迪并非惟一的控诉者——未来3个月，格罗宁还将接受数轮审讯，公众也将从65名大屠杀幸存者及其亲友的证词中，不断回忆起那些曾令德国乃至欧洲蒙羞的滔天罪行。
开庭前十几天，84岁的苏珊•波拉克就从英国赶到了吕纳堡，为的是能“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她脑海中有关奥斯维辛的记忆从未因时间推移而变淡，反而日渐清晰。
“工棚里住着大约800名女孩，我们没有食物，只能幻想自己在吃早餐——啃着一块面包，或一个鸡蛋。但这样的游戏很快就结束了，饥饿让我们无法思考，最后，我们只好假装在减肥。”波拉克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那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怖世界，尸体堆积如山，没人清扫，传染病肆虐……眼前的一切比死亡更糟。我们做了什么，竟要遭此厄运？”言罢，她转向被告席，双眼中似乎有火焰在跳跃。
在65名共同原告的律师瓦尔特看来，“过去70年间，嫌疑人以‘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的借口逍遥法外，幸存者则痛苦地度日如年”。他表示，格罗宁终于被送上审判台，可以让幸存者感到“自己终于被德国的司法系统所尊重”。
纳粹杀人机器中的“小齿轮”
在庭审现场，身着白条纹衬衫和米黄色背心的格罗宁看起来有些虚弱，然而，面对诉讼方的指控，他笃定地表示，自己根本没犯罪，充其量是纳粹在道德层面的共谋者——“我不为自己的言行感到内疚，我甚至没扇过（受害人）一个耳光。”
1921年6月10日，格罗宁出生在不莱梅郊外10公里的小城宁堡。其父是一名纺织工人，同时也是激进组织“Der Stahlhelm ”的成员。小时候，他家旁边住着一户犹太人，靠经营一间不大的金属店为生。彼时，他常与邻居的女儿安妮玩耍，两个孩子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弹珠。纳粹上台后，当地的纠察队在安妮家门口拉起了“德国人不买犹太货”的横幅，不久，他和这位小伙伴的游戏便从人来人往的街道，被迫“转移”到了人迹罕至的后院。
12岁时，格罗宁追随父亲加入了Stahlhelm 青年团，原因很简单——他喜欢那里的制服和军乐。高中毕业后，他立刻申请加入纳粹党卫军。“这是一种自发的热情，我不希望成为最后一个参与游戏的人。”格罗宁告诉美国《纽约客》杂志，还出示了一张老照片。画面里，带着眼镜的格罗宁看上去清瘦而斯文，他的军帽上，装饰着鹰与骷髅的徽章却异常刺眼。
1944年，格罗宁转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按照他的自辩，作为一介小人物，他起初对这部“杀人机器”一无所知，甚至一度以为奥斯维辛的主要营地是“一个小镇”。“里面有电影院和剧院，常举行演出。集中营的员工有自己的娱乐设施，甚至还有一个体育俱乐部。”格罗宁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他还声称，自己曾与囚犯在体育俱乐部里共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那是特殊情况下的友谊，如今，我仍记得那种欢乐的感觉”。
逐渐熟悉自己的新工作后，他开始对集中营内虚假的平静产生怀疑——一个冬日的夜晚，他被从床上叫起来，帮助追捕逃犯。他在法庭上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一群囚犯被赶进一间农舍，紧接着，一名军官把毒气从农舍的开口处灌了进去。“屋子里传出惨叫，越来越响、越来越绝望。很短的时间里，一切又安静下来，然后完全没了声音……”格罗宁在庭审中强调：“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杀害犯人的完整过程，但我未曾参与。”
法庭记录显示，在格罗宁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的3个多月间，最少30万人在这部死亡机器中丧命。这位资历尚浅的记账员被要求，将运送至此的囚犯的个人财物迅速转移到固定地点，然后将这些钱财运往党卫军位于柏林的总部，以免新来的囚犯对他们的命运起疑。一名检察官指出，格罗宁曾帮忙清理遇害者的行李，掩盖屠杀痕迹。他清楚地知道，大批被认为不适合服苦役的在押犹太人“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后，直接被送往毒气室杀害”。
如同汉娜•阿伦特在《平庸之恶》中所描写的被“纳粹哲学”洗脑的士兵一样，格罗宁一直相信，自己在“特殊环境”下的行为无可厚非，只是完成“来自上级的任务”。事实上，当法官问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他坚称自己无辜——“我不过是这架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如果这也是犯罪，那么我有罪。”
而在81岁的罗马尼亚裔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伊娃•科尔看来，格罗宁的说辞不成立。“如果一台巨大的机器丢失一个小齿轮，将发生什么？——机器将停止运转。所以，对（纳粹）这台杀人机器来说，他就是帮凶。”
对此，托马斯•沃瑟法官表示认同——“无论格罗宁是否实际参与，他仍旧甘于做杀人机器的齿轮”。为此，他将面临至少30项“共同谋杀罪”指控，以及最高15年的徒刑。
复仇怒火逐渐被公众反思取代
必须承认，尽管背负着迟到却沉重的指控，格罗宁仍是为数不多、愿接受媒体采访并还原那段历史的原纳粹军官。
二战结束后，他所属的部队于1945年6月10日投降，他也被送往英国强制劳动。令人意外的是，1947年返回德国后，他从未隐瞒自己的经历，多次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在奥斯维辛工作；据信，他这样做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要公开驳斥某些持“大屠杀不存在”观点的极端右翼分子。
“我认为这是我的任务，在这个年龄面对这些事，对那些大屠杀否认者、声称‘奥斯维辛从没存在过’的人说，我见过毒气室，看到了火葬场、焚尸坑。”他告诉BBC，“我希望你相信我，这些暴行发生了。我就在那里。”
家住英国埃塞克斯的幸存者艾弗•波尔同样出席了庭审。波尔12岁时被送进奥斯维辛，在那里，他失去了父母和其他7个兄弟姐妹，只有他和弟弟幸运生还。
这位83岁的老人告诉英国《卫报》，自己来到审判庭并非为了复仇，而是为了释放“情感压力”。尽管从英国去往德国的旅途让波尔略感疲惫，但他并没因此感到颓丧。相反，当重返这片给自己留下过痛苦记忆的土地，他竟莫名地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美丽”。“我曾觉得，来到这里并目睹凶手入狱比什么都重要，但当我看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开始厌恨自己。我为他感到遗憾。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想，这消融了我心里的恨。”
庭审告一段落后，原本抱着“血债血偿”之心的苏珊•波拉克不再执着于当年的对错。她对《卫报》表示：“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破碎的人，一个无力的老者。宽恕？我该原谅谁？我幸运地活了下来，我没资格原谅任何人。”
在德国《明镜》周刊看来，格罗宁案让人们重新思考“个体在集体罪行中应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该案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在涉及审判“下级”纳粹人员时，究竟该如何在无辜和有罪之间划出界限？
《纽约客》在文章中提到，如果像格罗宁这样的人都要被起诉，“那么，该在哪里停下？是不是也要控告那些开着火车到奥斯威辛的工程师？还有那些打信号的工作人员？”面对这一连串尚无答案的问题，该杂志坦言，这个“划界限”的棘手任务，在战争结束后被抛给了德国人自己；未来，它将仍是这个国家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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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纳粹军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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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蒂亚斯•盖热
作为纳粹党卫军的一名军官,奥斯卡•格罗宁在奥斯威辛服过两年役。他负责清点登记死去犹太人的钱物,并在站台上看守源源不断抵达的囚徒们的行李。他说,自己没有参与过任何罪行。但是过去60年间,格罗宁的内心一直得不到安宁。
鸟儿欢快地歌唱,窗外吹来一阵和煦的春风。满头白发、眼睛湛蓝的老人奥斯卡•格罗宁,坐在起居室的安乐椅上,缓缓叙说着从前的故事……
“一列火车进站了。车子刚停稳,那些犹太人就被带走,上级指派我去看管他们留下的行李。站台上满地狼藉。忽然间,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我举目四望,只见那孩子用破布包着,躺在行李堆里。做母亲的知道,带着小娃娃的,一定最先被送进毒气室。一名纳粹党卫军走了过来,抓起那孩子的小脚,头朝下倒提着。孩子哭得更厉害。那人满脸厌恶地皱起眉头,毫不犹豫地把娃娃向柱子摔过去,刹那间,一切回复了平静。”格罗宁缓缓地把头转向窗外,他左手的拇指,像钟摆一样机械地来回摇动。
格罗宁生于1921年,作为党卫军,他在奥斯威辛呆了两年,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尚存纳粹党卫军人之一。他常常在恶梦中惊醒。先是尖叫,然后是电闪雷鸣,渐渐地,雷声变成了呻吟,接着,一切复归平静。这一切,全是毒气室冤魂所发出的声音。
被委派“特殊任务”
格罗宁的父亲是纳粹准军事组织“钢盔”的成员。格罗宁从小就对纳粹党卫军崇拜得五体投地,遂于1940年自愿加入。格罗宁先在党卫军的出纳部门工作。1942年,他接到了新命令。一个高级军官说,要给他委任一项特殊任务,这对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的最终胜利极为重要。军官叮嘱他:在有生之年,不能够对任何人说出这项任务的真相。
调到奥斯威辛那年,他刚满21岁,是10月份的某一天坐火车去的。
奥斯威辛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世界,那里面的秩序,确保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都同外边的文明社会相互隔绝。这个恐怖世界受到明白无误的命令所支配,并由一系列紧凑的条例、任命和官阶来保证。它使一些人成了刽子手,而另一些人则充当会计,格罗宁是后者,他被指派去清点犹太人的钱币,分门别类锁进保险柜里。
格罗宁捋起袖口,在手肘上方,有一个不太起眼的蓝色斑点。他解释道,那本来是一个圆圈,代表血型为“O”。奥斯威辛每一个人,不管是囚徒还是纳粹军人,都得纹身。囚徒被刺上编号,而党卫军则被刺上自己的血型。
专门点数死人身上的钱币
党卫军的营房舒适安逸。但是,格罗宁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里同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官兵们常常喝得烂醉。有一次,门忽地一声打开了。进来的人宣布,有列火车正在进站。3个人“嚯”地站了起来,穿好制服带上手枪准备出去。
格罗宁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犹太人准备到达,他们被关进了这个集中营。不过,今后他们到底是死是47活,那可要看自己的运气啦。”有人答道。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格罗宁感到疑惑。
“就是说,有些犹太人立马就得丧命。”另一个人解释道。格罗宁还被告知,大部分犹太人都要被送去毒气室杀掉。
第二天早上,有人把格罗宁带进另一间办公室。因为他懂得银行业务,所以被指派到“收容者财物部”工作。上级告诉他,犹太人一进入集中营,就要交出所有钱财。格罗宁的职责就是点数这些货币,把它们捆好,定期往柏林解送。第二天,奥斯卡•格罗宁就开始了他的新工作。
他相信希特勒和戈培尔所说的一切。他认为,灭绝全世界的犹太人是德国的天职。他觉得,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全是因为犹太人的缘故。他希望德国能够赢得眼下的这一场战争。
两个月后,他又被加派一项新任务。越来越多的火车运来了犹太人,需要有人看守他们带来的行李,以防丢失。值班的第一天,他就亲眼目睹了本文开头的那幕惨剧。
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
格罗宁没有杀害过任何人,既没有向毒气室喷灌过杀人气体,也没有亲手焚烧过受害者的尸首。他只不过在站岗,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起先无比震撼,接着慢慢习惯,最后变成例行公事。
他在个人施暴和整个社会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之间划了一道界线。他认为,个人暴行野蛮,而大规模屠杀则合法。虽然如此,他还是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他给上司打报告,说:“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要求调到别的地方去。”上级答道:“既然在保证书上签了字,服从命令便是你的天职。”
格罗宁只好服从命令。他的职位还一再得到提升。他点数那些“无主钱币”,把波兰兹罗提、希腊德拉克马、法国法郎、荷兰盾、意大利里拉等等分门别类,仔细捆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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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軍官承認道德有罪
[2015-04-22]
現年93歲的德國前納粹黨軍官奧斯卡．格羅寧（Oskar Groening），被指控在二戰期間協助屠殺至少30萬人，背負30萬項「共謀謀殺罪」，將面臨最長15年監禁。德國法院21日審理，格羅寧當庭認罪，並表示「自己只是整部殺人機器中的一顆小齒輪，嚴格來說是無辜的」，懇求被害家屬的原諒。
綽號「奧斯維茲的賬房」的格勒寧，被指控曾協助謀殺30萬猶太人。格勒寧向法庭表示，他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沒收新到集中營猶太人的財物。他說，自己親眼目睹大屠殺，但否認有任何直接角色。
倘若被判有罪，格勒寧將面臨3至15年徒刑，他將可能是因納粹罪行而受審的最後一位。
《中國時報》21日消息，格勒寧21歲在奧斯維茲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 Camp）工作，他一直認為自己是擔任後勤的角色，並沒有犯罪。1944年6月間，一些猶太人及匈牙利人被帶到奧斯維茲集中營，至少有30萬人幾乎立即被毒氣屠殺致死。他曾在2005年稱，「我看到了毒氣室，看到了火葬場。」
20世紀80年代，格勒寧曾被指控，但因缺少直接證據而撤案。然而，最近檢方可能因為他在集中營工作而將他定罪。格勒寧2005年曾表示，「如果你描述我有罪，那麼我很內疚。但從法律上來講，我是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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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抗戰：差點被遺忘的二戰盟軍戰俘
威克
BBC中文網記者 台灣報道
2015年 7月 7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作為日本帝國最南端的台灣，日軍在島上興建了多處戰俘營，關押盟軍戰俘。
但是這段歷史因為種種原因差點被湮沒、被人遺忘，後來在一群熱心人士的努力之下，才得以重見天日。
加拿大籍的何麥克（Michael Hurst）是個台灣女婿，定居台灣多年，在不做生意的時候，就投入推廣台灣盟軍戰俘營這段歷史的工作。
為此他成立了「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過去的20年間呼籲台灣政府注重保留遺址和注重這段歷史。
金瓜石的過去
走進何麥克家中用來作為「研究中心」的書房，他向我介紹這段歷史。
當年日軍在台灣興建了十多處戰俘營，關押了4000多名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美國軍人。
從日本在1941年年底正式對英美荷宣戰之後，一路從香港、菲律賓、現在叫做印尼的荷屬東印度群島、馬來亞、緬甸、一路摧枯拉朽直逼英國控制的印度。
一路上所俘虜的、部分階級較高的盟軍人員就被送到台灣，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倖存的俘虜才得以回到家鄉。
何麥克介紹說，這些盟軍士兵受到的待遇非常惡劣，雖然在新北市九份附近的金瓜石戰俘營惡名昭彰，其實其他在台北、宜蘭、台南等地的戰俘營「也好不到哪裏去」。
等到這些軍人終於能夠回到距離台灣甚為遙遠的家鄉時，人們當初得知戰勝的興奮心情早已過去，何麥克說，這些戰俘們不但沒被人看成是吃盡苦頭的「英雄」，有些國家政府還要求他們簽署保密狀。
何麥克認為這是因為冷戰已經開始，國際政治上的需要，他說，以英國為例，這些前戰俘們要到十多年前、也就是戰爭結束了50多年後，英國政府才提供了每人1萬英鎊的補償金。
而十多處的遺址，原先不是毀於戰火，要不就是被用作為軍事基地或者是疏於照顧而荒廢。
何麥克說，台灣政府以前是不注意保留和關心這段歷史，但是這二十年來相當支持他協會的工作。
守望相助
金瓜石戰俘營現在已經整修成紀念公園，其他也有幾個遺址設碑立牌，為的就是希望世人不要遺忘這些獲救時形如皮包骨、骷髏一般的盟軍戰俘。
何麥克說，當時日軍以台灣人作為警衛，戰後也有台灣人因此受審、判刑。
但是當年被關押的戰俘也告訴他，大部分的台灣人是同情戰俘的。
這是英軍士兵雷斯利（Harry Leslie）離開金瓜石戰俘營時的相片。
例如日軍強迫戰俘到金瓜石當地的銅礦礦坑工作，一起工作的台灣籍礦工，有時會趁警衛不注意的時候，把自己飯帶的飯菜分給戰俘們吃。
二戰末期，日軍節節敗退，戰俘們的待遇更加惡劣，到最後獲救的時候，4000多名戰俘中，近500人死亡。
現在這段歷史得以展現人間，當年的戰俘也曾多次返回台灣參加紀念活動，但是何麥克說，這些老兵如今都已經八九十歲了，每年到台灣參加紀念活動的人也越來越少。
在訪問何麥克的前一天，特別到金瓜石的這個紀念公園探訪，看到的是幾百公尺山路之外的黃金博物館滿是遊客，但是到紀念戰俘的終戰紀念公園就只有我一個人……
（責編：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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