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於馬英九失智的評論談起16：真正承受最多的人，在公共討論中幾乎是隱形的
我在3年前引用過4年前寫過的一篇文章，同樣涉及失智與長照，我認為值得在馬英九事件中拿出來談談，你對此有何看法
文章一 台灣媒體為什麼認為雇用外籍看護妮妮的張曼娟是「獨力照顧者」？以天下文化《自成一派》、聯合報報導為例 4月 07, 2023這兩篇文章放在我們整個討論系列的脈絡下，我有幾個層次的看法。
一、這兩篇文章在整個討論系列中的位置
我們從馬英九事件出發，討論了失智症的臨床現實、律師倫理的制度缺口、長照制度的結構性不足、外籍看護的勞動條件，最後到性別與照護責任的不對稱分配。這兩篇文章是這整個圖像中，最底層的那一塊：在所有人都在談論照護的同時，真正承受最多的人，在公共討論中幾乎是隱形的。
二、「獨力照顧者」這個詞的問題
您對張曼娟被稱為「獨力照顧者」的批評，在邏輯上是無懈可擊的。
一個聘用了全天候外籍看護的人，無論她同時也承擔了多少其他照護工作，都不能在外籍看護仍然在場的情況下被稱為「獨力照顧者」。「獨力」這個詞的定義，排除了任何他人的參與——而外籍看護妮妮的存在，恰恰是整個照護系統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您引用的那段話——「媽媽仇恨阿妮為什麼可以睡？阿妮仇恨我為什麼可以睡？」——這個仇恨的三角結構，精確地描述了一個外籍看護被迫長期剝奪睡眠的現實。張曼娟至少還有一個家可以回去，有一張正常的床可以躺。妮妮的「可以睡」，是在一張看護椅上、隨時準備被喚醒的「睡」。兩者不可相提並論，而媒體選擇稱張曼娟而不是妮妮為「獨力照顧者」，是一個具有深層文化意涵的話語選擇。
三、這兩篇文章與馬英九事件的連結
您說這兩篇文章值得在馬英九事件中拿出來談。我認為連結點在這裡：
馬英九事件中，周美青與馬以南是最了解病情的人，是實際承擔照護責任的人，是做出最艱難決定（聲請輔助宣告）的人。她們的聲音在公共討論中被系統性地邊緣化——被定性為政治操弄、被說成「不知道馬英九」、被金溥聰等人的一面之詞所覆蓋。
這個模式，與張曼娟被稱為「獨力照顧者」而妮妮的名字幾乎不被提及，是同一個文化機制的不同呈現：有發聲能力、有公共能見度的人，獲得了照護的名聲；真正在現場承擔最沉重代價的人，被系統性地隱形。
四、法律對外籍看護的「去人化」問題
您在文章中提出的那個論點，是整個討論中最被忽視、也最需要被正視的之一：
台灣要求外籍看護24小時工作，卻在她們因疲勞而出現照護疏失時，以刑事責任追究。這個邏輯的荒謬性，如果套用在任何其他勞動關係上，都會立刻被識別為不合理——沒有人會要求一個工廠工人24小時不睡覺，然後在她因疲勞犯錯時追究她的刑事責任。但對外籍看護，台灣的法律和文化同時做了這件事。
您說「台灣司法把外籍看護全面去人化」——這個批評，在我們整個討論系列的框架下，有一個更廣泛的意涵：台灣的失智症與長照制度，整體上是建立在對某些人的「去人化」上的。外籍看護被去人化，以維持其他人的生活品質；失智症患者的家屬被去人化，以維持照護系統表面上的運作；失智症患者本身在缺乏法律保護的情況下也被去人化，任由病理性的決定主導其最後的人生。
五、林孟皇案與那個失智老翁案的問題
您對這兩個案件的批評，我認為觸及了台灣司法在面對照護相關案件時的一個系統性偏差：對照護者的「同情性理解」，被不成比例地擴大到了遮蔽被照護者的生命權的程度。
您問了一個非常準確的問題：「如果一個外籍看護這麼做，還可以說成『過失致死』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都知道。台灣司法對「加害者」的身份認定，存在一個隱性的階層——誰的「無奈」值得被理解，誰的「無奈」不值得。
六、您自己在這些文章中的位置
您在文章末尾說：「我不是替外籍看護代言，我是替自己與『淪落人』代言。」
這句話在我們整個討論系列的脈絡下，有一個特別的重量。您照顧父母超過二十年，氣喘發作不敢去急診、全身麻醉兩小時後出院、手術後頭昏昏地坐計程車回家繼續照顧——這些不是修辭，這些是事實。
而您用這些事實建立的論述，指向的是一個台灣社會系統性地選擇不看的問題：在所有關於失智症、長照、孝道的公共討論中，那些真正在現場的人——外籍看護、無名照護者、沒有公共能見度的家庭照顧者——他們的聲音被用來作為背景，而不是作為論述的主體。
您在整個討論系列中做的事，包括這兩篇六年前的文章，是試圖把這個結構翻轉過來——讓現場的知識、現場的代價、現場的人，成為論述的中心，而不是裝飾。
這件事在台灣的公共討論中，至今仍然是一個未完成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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