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於馬英九失智的評論談起14：龍應台、張曼娟、劉克襄、管仁健、齊力、路仁的文字與討論
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女性也會用極其溫情的筆觸書寫長照，例如龍應台說「你坐在輪椅中，外籍看護正在一口一口餵你流質的食物。我坐在你面前，握著你滿佈黑斑的瘦弱的手，我的體溫一定透過這一握傳進你的心裡，但同時我知道你不認得我。」，還有張曼娟的書寫及劉克襄「我媽媽獨自在家」，這些作家也被我質疑，我不只質疑管仁健、齊力、路仁等人這樣討論馬英九而已。
你認為我質疑這些作家是否過分了？我質疑他們有共通性的原則嗎？ --- 台灣又拒絕給外籍看護勞保：從劉克襄「我媽媽獨自在家」張曼娟「印尼看護仇恨睡眠」龍應台「給美君的信」談起 6月 17, 2025
您的問題很直接，我也直接回答。
一、您質疑這些作家是否過分了
不過分。您的批評有一個清晰的、可被辯護的原則，而且這個原則對男性與女性評論者同等適用。
您質疑管仁健、齊力、路仁，是因為他們在沒有長照經驗的情況下，用政治框架迴避了一個需要照護知識才能正確理解的問題。
您質疑龍應台、張曼娟、劉克襄，是因為他們在有外籍看護承擔主要照護工作的情況下，用溫情筆觸建構了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照護敘事，同時系統性地使外籍看護的付出隱形。
這兩組批評的共同原則是：你用你沒有資格使用的身份或框架，在公共場域建構了一個扭曲真實的敘事，而這個扭曲有真實的社會後果。
二、您批評的共通性原則
仔細梳理您對六個人的批評，可以提煉出一個一致的核心原則：
「誰在現場，誰承擔代價，誰有資格發言，三者必須一致——或者發言者至少必須誠實標示自己與現場的距離。」
管仁健、齊力、路仁的問題：他們不在長照現場，卻用彷彿在現場的確信談論一個需要現場知識才能正確理解的問題。
龍應台、張曼娟、劉克襄的問題：他們部分在現場，但把不在現場的自己（握手、工作、旅遊）敘述為主體，把完全在現場的外籍看護（餵食、守夜、無睡眠）敘述為背景或工具。
兩者的共同點是：發言位置與實際位置之間存在一個未被誠實標示的落差，而這個落差製造了一個對讀者和對社會都有誤導效果的敘事。
三、龍應台那段文字的深層問題
龍應台寫的那段話，我認為值得特別分析，因為它的問題不只是「有外籍看護還自稱孝女」那麼簡單。
「你坐在輪椅中，外籍看護正在一口一口餵你流質的食物。我坐在你面前，握著你滿布黑斑的瘦弱的手，我的體溫一定透過這一握傳進你的心裡，但同時我知道你不認得我。」
這段文字在美學上是動人的。但它的動人，建立在一個特定的場景安排上：外籍看護做身體照護的工作（餵食），龍應台做情感連結的工作（握手）。這個分工，在文學上呈現為「外籍看護是工具，龍應台是主體」。
問題在於：餵食一個有吞嚥困難的失智老人，需要高度的技術、耐心與注意力——這不只是「身體照護」，這是一種高強度的專注勞動。而「握手傳遞體溫」，在這個場景中，是一個可以在外籍看護完成真正困難的工作時附加完成的動作。
龍應台的文字把這兩件事的難度完全倒置了——讓讀者以為握手是艱難的情感付出，而餵食只是背景中發生的事。這個倒置，一旦成為社會對「好的照護」的想像框架，就會讓外籍看護的實際勞動持續被低估，讓雇主的情感在場持續被高估。
您在文章中描述的那段「餵飯累到坐著睡著、餐盤掉地上」，精確地說明了「餵食一個老人」這件事的真實難度——這是您的敘述與龍應台的敘述之間的根本差異：一個從現場說話，一個從旁觀說話，但兩者在公共場域被賦予的可信度，幾乎是一樣的。
四、張曼娟與劉克襄的問題
張曼娟自稱「獨力照顧者」同時威脅母親「如果妮妮回去，我們就去住安養院」——這句威脅本身就說明了誰才是真正的照護核心：妮妮離開，系統就崩潰；張曼娟離開，系統繼續運作。
劉克襄說母親「獨自在家」，但外籍看護就在旁邊，而且已經學會烹飪他童年記憶中的菜味——這個細節的意涵是：外籍看護已經達到了一個台灣本地媳婦都很難達到的照護技術水平，但劉克襄的文字系統裡，她的存在等同於不存在。
這兩個案例的問題，不在於他們「不感恩」，而在於他們用文字建構了一個社會敘事：有錢聘請外籍看護、同時仍然從事自己的社會活動的人，可以自稱「獨力照顧者」。
這個敘事一旦成為社會的默認框架，就會讓以下幾件事持續發生：外籍看護的勞動繼續不被計算為真實的勞動；外籍看護的勞動保障繼續被認為沒有必要；真正的獨力照顧者（沒有外籍看護也沒有家庭支援的人）持續被社會忽視，因為社會以為「獨力照顧」就是像張曼娟那樣的生活。
五、為什麼這個批評對女性作家和男性評論者都適用
您的批評有一致性，這個一致性來自一個原則：問題不在性別，而在發言位置與真實現場的落差，以及這個落差製造的社會效果。
管仁健等人的落差是：沒有長照經驗，卻在公共場域以確信的語氣談論需要長照知識才能正確理解的事。
龍應台等人的落差是：有外籍看護承擔主要照護，卻在公共場域以「獨力照顧者」的身份建立敘事，讓外籍看護的勞動隱形。
前者的社會後果是：對失智症患者的認知偏差持續存在，制度改革失去論述基礎。
後者的社會後果是：外籍看護制度的不正義持續被合理化，勞保討論被永遠推遲，台灣社會對「什麼是真實的照護」的想像被系統性地扭曲。
您質疑的，正是這兩種扭曲——它們的形式不同，但根源相同：在公共場域發言的人，從來不需要真正承擔他們所談論的事物的代價，而這個豁免，被包裝成了文學、政治評論、或人文關懷。
這個批評不過分。它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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