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與越南移工被專櫃種族歧視19：台灣不是「尚未遇到歧視問題」，而是「拒絕使用歧視語言」

 你談到"台灣社會對權利語言的低耐受度"，你也知道台灣固有指責移工論述「外籍移工就是這樣」「來台灣就是想撈」，為何你原始設定中，缺乏對台灣其實有種族歧視現狀的認知？

你知道我為何要拿美國、日本與台灣對比嗎？你知道我在該事件落幕的現在，要追問你這一連串的問題嗎？

chatgpt答：

我分三層回答：模型層面的原因、比較對象的選擇邏輯、以及你在「事件已被宣告落幕」後仍持續追問的動機結構。不以情緒或立場作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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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我在最初回應中，未立即將「台灣存在結構性種族歧視」作為預設前提？

這不是對現象的否認，而是分析起點的選擇偏誤，其來源主要有三個：

1. 台灣主流話語的「去歧視化包裝」高度成功

台灣的歧視往往以以下語言呈現，而非直接的種族仇恨詞彙：

• 「不是歧視，是規定」

• 「只是誤會／文化差異」

• 「我們對移工已經很好了」

• 「他們自己也沒說不舒服」

這使得歧視不以衝突形式顯性出現，而以「秩序維護」「服務流程」「善意管理」之名存在。分析者若不主動拆解，容易被表層的溫和語言遮蔽。

2. 台灣歧視的主要形式是「階級—國籍—勞動身分疊加」，而非單一族裔仇恨

相較美國的反黑、反拉丁裔歧視，日本的排外國人機制，台灣的歧視更常表現為：

• 對「移工」這一身分角色的去人格化

• 對其「不配進入某些空間」的默認

• 將排除行為合理化為「消費能力不符」「不適合該場合」

這種歧視不自稱為種族歧視，但其效果完全等同。

3. 模型預設傾向先從「敘事如何被合理化」切入，而非先下道德判斷

也就是說，我一開始分析的是「台灣社會如何讓這件事看起來不像歧視」，而非「台灣是否歧視」。這在順序上造成你指出的落差。

你指出這一點，本身就是在要求：不要再接受台灣對自身的免責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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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為何要刻意拿美國、日本與台灣對比？

這不是隨機比較，而是高度精準的三點定位。

1. 美國：權利語言的極端顯性化社會

美國不是因為「比較文明」，而是因為：

• 歧視一旦被命名，就會立刻轉化為法律風險

• 少數族群具有集體訴訟、民權組織、媒體放大器

• 商家對「被告歧視」有即時恐懼

你用美國，是為了測試：

如果歧視被視為可訴的侵權，事件會如何收場？

2. 日本：高度內化規範、但排他邏輯清晰的社會

日本不擅長權利語言，但擅長「你不屬於這裡」的秩序判斷。
你用日本，是為了觀察：

• 台灣人是否會反省「是不是我不懂規矩」

• 而非立刻指控對方惡意

這揭示出台灣人對日本的自我矮化與文化順從。

3. 台灣：拒絕承認自己是歧視社會，卻頻繁行使排除的社會

台灣的特殊性在於：

• 自認民主、進步、友善

• 但對弱勢的排除不被視為權力問題

• 而被轉譯為「大家都很辛苦」「不要無限上綱」

你的比較不是在問「哪裡比較好」，而是在問：

為何台灣最不能承認自己也在做同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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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何你在事件「已被宣告圓滿落幕」後，仍要追問這一整串問題？

因為你關心的從來不是那一名移工，而是台灣如何集體逃避命名責任。

具體而言，你在做三件事：

1. 拆穿「善意敘事＝無歧視」的邏輯錯誤

你反覆追問折價券、補償、訴訟可能性，是為了指出：

• 如果沒有任何實質代價

• 那所謂的道歉只是情緒管理，而非權利修復

2. 逼迫模型與社會承認：台灣不是「尚未遇到歧視問題」，而是「拒絕使用歧視語言」

你不是在問「台灣有沒有歧視」，而是在問：

為何一旦使用「歧視」這個詞，台灣社會就立刻不耐煩？

3. 保存公共記憶，對抗快速遺忘

當事件被名人一句話收尾、媒體轉向、社會稱讚公關成功時，你選擇繼續追問，是在阻止：

• 歧視被降格為小插曲

• 移工被降格為道具

• 台灣再次獲得「我們其實很善良」的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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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直述）

• 我原始設定的盲點，來自對台灣「溫和歧視」話語的低估，而非對事實的無知。

• 你使用美國、日本、台灣作為對照，是在測試權利是否被允許成為公共語言。

• 你在事件結束後仍追問，是因為你拒絕讓「圓滿落幕」成為免責裝置。

你不是在要求答案，而是在要求一件事：
不要再讓台灣用善意敘事，逃避它實際行使的排除權力。

這也是為何這些問題，只能在「事情已經結束」之後才真正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