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抗戰：第九節 台灣人在二戰中的戰爭責任，第五至六小節：部分台灣人參與了日本發動的南京大屠殺
以下為我所寫的〈台灣主張抗戰詮釋權爭議：從俄烏戰爭起點論八年與十四年抗戰、戰爭罪行到國族認同〉，共十節，以下為第九節第五至六小節。
第五小節 部分台灣人參與了日本發動的南京大屠殺
彭琳淞論文在 2-63頁指出，1937年9月12日至1937年12月20日間，「台灣軍」前往上海作戰，組成就是重藤千秋少將指揮的「重藤支隊」，其隸屬於「第11師團」指揮，台灣人角色是募集850名台灣人「軍伕」隨隊擔任物資搬運工作。淞滬會戰一直持續到11月26日，參戰方就包括了台灣軍。
1937年11月12日，日軍攻陷上海，到1937年12月20日「重藤支隊」返台整備之前的1937年12月1日至13日發生了南京戰役，1397年12月13日當天，發生了持續六周的南京大屠殺，台灣人在這個階段扮演的角色，就必須從台灣軍「重藤支隊」談起。
「重藤支隊」也就是所謂的台灣軍，全由日本人組成，協助該部隊後勤的850名台灣人「軍伕」實際上做的也不限於物資搬運工作。根據鍾淑敏、沈昱廷、陳柏棕〈由靖國神社《祭神簿》分析臺灣的戰時動員與臺人傷亡〉，《歷史臺灣》，2015年11月，84頁以下論述：
「1937年9月攻打中國戰場的臺灣軍，由於沒有軸重隊，因此各部隊都需利用臺灣人軍夫，如本部在臺南的臺灣步兵第二聯隊，其聯隊本部、各大隊本部都各有110名左右軍夫。軍夫除負責搬運大小行李與各項作業，也被利用為重機關槍隊的彈藥手，因此傷亡者續出。直到1941年臺灣軍機械化改編為第四十八師團時，軍夫隊才離開師團。」
由此我們可知，台灣軍夫實際上有參與對中國的作戰，這種作戰模式不只是廣義的後勤，在狹義的前線作戰中也包括，因為該文明確指出軍伕「也被利用為重機關槍隊的彈藥手，因此傷亡者續出」。
我們對照「重藤支隊」的相關研究，根據余子道、張雲道所著，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一三淞滬抗戰》200頁以下，重藤支隊於1937年9月14日抵達上海寶山川沙鎮，投入淞滬戰場，配屬日軍上海派遣軍，參與羅店等區域的作戰。
附隨於「重藤支隊」的台灣850名軍伕究竟涉入中日戰爭的程度有多深，我們已經從台灣這邊鍾淑敏等人根據的研究得知，軍伕已成為重機關槍隊的彈藥手並導致傷亡慘重，根據中國方面的研究則得知「重藤支隊」台灣軍的進軍軌跡。
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隊並未包括第11師團，由於南京戰役的最後一天1937年12月13日，正是日軍開始南京大屠殺的第一天，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台灣軍伕涉入南京大屠殺的程度，屬於附隨在南京外圍部屬部隊的情況，而台灣軍伕其任務包括做為戰鬥人員的重機關槍隊的彈藥手，應該可以被認為是作戰共犯結構的一員。
彭琳淞論文指出重藤支隊於1937年12月20日回台整備，而重藤支隊隸屬第11軍團並做為南京戰役的作戰序列，我們完全可以合理懷疑，台灣軍伕知情南京大屠殺。
第六小節 結論：殖民地人民被迫的戰爭選擇，不能豁免戰爭罪與違反人類罪的指控
並非每個台灣人都是被志願或志願去當台籍日本兵，但也不應該以有人被志願，就去抹殺有願意承受選擇不當兵的「代價」這樣的人的存在。更重要的是，1942年的志願兵的人數與其他年份的十數萬人的差距，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背景，這是區分行為責任的重要法理基礎。
在這些人進入日軍體系後並且持續選擇完成上級交代任務之下，對照2021年，100歲的「約瑟夫·S」曾擔任德國納粹集中營的警衛，被控在二戰期間「知情且願意」協助殺害3518名集中營人犯，他難道可以像台灣的論述一樣主張「軍隊那種高壓環境讓他無法選擇」？
德國併吞奧地利過程中有進行公投，德軍在公投前一天進入奧地利，在極大威脅下德奧合併有99.7%投票支持率，之後奧地利有七萬人被捕，三十六萬人的投票權被剝奪。喪失國格及反對力量被壓制，被德國拖進二戰漩渦的奧地利，在幾十年後終於積極面對自己的過去，承認曾幫助過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承認參與種族大屠殺。2013年間，維也納愛樂樂團，在公眾輿論壓力下決定公布樂團在納粹時代與德國納粹關係的真相細節，他們沒有全面推卸自己應該肩負的責任。
奧地利的改變並非一蹴可幾，1986年，前聯合國秘書長Kurt Waldheim要競選奧地利總統，被爆料曾是納粹黨員，其所在部隊曾犯下戰爭罪行。此事嚴重影響奧地利國家形象之外，卻也促成了討論與反省。
1991年，奧地利的社民黨籍的總理Franz Vranitzky，終結了1943年莫斯科宣言中，同盟國將奧地利稱為「希特勒侵略的第一個受害者」的「受害者神話」（Opfermythos）。他公開承認奧地利在二戰期間的加害者角色，並宣布進行相關補償。
固然台灣與奧地利有許多根本性的差異，例如許多奧地利人認同德國與不反對合併，例如台灣人始終不具有日本人的各種地位，但同樣是被拖入戰爭的身不由己，台灣與奧地利同樣持有「第一個受害者、受害者神話」而避談自己完整的過去。
耶穌被釘上十字架時受盡折磨，他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所作的是甚麼。」，奧地利不先求赦免，不但如今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告訴大家他們做過什麼，台灣人呢？
基於這一點，我們不能對於在二戰下日軍系統殺害的人無動於衷，也不能改變歷史認知去掩蓋真正發生的事，尤其是以「認識台灣歷史」之名，行「掩蓋歷史」之實，這才是對於同時有著受害與加害身分的人，真正的救贖。
最後，關於台籍日本兵的受害與加害歷史，這也是台灣人所有人都應該面對的，台灣人在二戰時期從未是抗戰主體，以後也不應以此自居，更不應該繼續沉醉在「受害者神話」中而改寫自身歷史。台灣人如果真心要關懷戰爭造成的苦痛與得到反思，或許台灣可以參考奧地利正視自己歷史角色的經驗，放棄完全不屬於台灣人的抗戰詮釋權，並真正走進自己父祖輩的殖民地歷史，遠比現在躲在歷史縫隙中掙扎，更有屬於自己的意義。
Blackjack 20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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