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抗戰：第一節 八年抗戰與十四年抗戰之爭，應參照俄烏戰爭起點標準
以下為我所寫的〈台灣主張抗戰詮釋權爭議：從俄烏戰爭起點論八年與十四年抗戰、戰爭罪行到國族認同〉，全文約兩萬五千字，共十節，以下為第一節。
題目：台灣主張抗戰詮釋權爭議：從俄烏戰爭起點論八年與十四年抗戰、戰爭罪行到國族認同
中國今年要擴大紀念抗戰勝利，國防部長顧立雄則說對日抗戰是在中華民國率領下贏得勝利無庸置疑，許劍虹為此在《風傳媒》寫下〈抗戰話語權當然在台灣手中〉，在中國發生與結束的抗戰，為何他們認為台灣有資格佔據最大發言權？這其實反映出意識形態如何影響歷史觀，及政權延續是否能取代人民與土地在戰爭記憶與詮釋中的角色。以下，本文將從國際實例、中華民國抗戰事實、台灣視角、轉型正義各角度，去探討台灣主張抗戰詮釋權的爭議。
第一節 八年抗戰與十四年抗戰之爭，應參照俄烏戰爭起點標準
關於對日抗戰，中國與台灣的計算方式有重大差異，一般而言，對日抗戰指的是發生在1930年代到1945年為止，中華民國與大日本帝國間的戰爭。如果從台灣及中華民國的八年抗戰史觀來看，指的是1937年七七事變後的「全面對日抗戰」，這代表1932年3月9日在長春成立的「滿洲國」與中華民國間並非戰爭關係，包括滿州國與日軍進攻察哈爾的多倫，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也僅止於國際上抗議。
如果蔣介石當總統期間的中華民國是抗戰主力，從九一八事變開始計算，蔣在1931年到1937年間的真正作為就是領導中華民國對日「不抗戰」，由於蔣介石對日不抗戰，也才有1936年底張學良與楊虎城對蔣介石的兵諫「西安事變」。
先明白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日抗戰是指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起算的「十四年抗戰」，而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卻是1937年七七事變起算的「八年抗戰」，因為這涉及戰爭開始時間的計算方式。
如果我們以國際上的例子對照，關於俄烏戰爭的敘事，目前國際上有兩種常見認定俄烏戰爭的起始時間，一是現在普遍認為的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另一個是2014年2月至3月併吞克里米亞與頓巴斯戰爭，克里米亞並於3月16日公投併入俄羅斯，從此被俄羅斯事實控制。
目前國際主流觀點認為俄烏戰爭始於2022年2月24日，2014年則是俄烏衝突的起點，但目前除了烏克蘭自己認定俄烏戰爭始於2014年外，國際上也漸漸改變看法，這一點我們從二戰史觀的演變可以得知。
納粹德國於1938年間的德奧合併、蘇台德地區併吞到1939年3月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剩餘領土，當時固然因為綏靖政策而不被認為是戰爭行為，但目前已經被認為是二戰的第一階段。這是史學界對於事實戰爭起點與官方宣戰時間的重新定位，依照同樣的標準與邏輯，可以推論未來俄烏戰爭的起點很可能會被認定為2014年，以蔣介石對日宣戰時間當作唯一標準未必能永久不變。
如果更進一步討論上述人等所謂的「蔣介石領導中華民國抗戰」，蔣介石未在九一八事變後就對日宣戰，官方理由係那六年間主要目標是剿共且對日抗戰準備不足，而若用「十四年抗戰」做標尺，中華民國與蔣介石就實際缺席了六年的抗戰。
回顧2014年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被俄羅斯併吞，除西方各國綏靖外，當時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早在二月就叛逃到莫斯科，還有許多烏克蘭軍人倒戈，以此而論，當年烏克蘭不對俄羅斯全面宣戰或以戰爭手段奪回領土的背景因素，會比當年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優先更不複雜嗎？當年烏克蘭有叛國總統有叛國軍人，1931年的中華民國呢？
若仔細探討中華民國對中日戰爭的起點認定，盧溝橋事變發生於1937年7月7日，蔣介石的《廬山抗戰聲明》則發生在1937年7月17日，但中華民國並沒有正式對日宣戰。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由中華民國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為名，發布了「國民政府對日本宣戰布告」，內文並提到「過去四年餘之神聖抗戰」，而國際上普遍認定1937年7月7日是中日戰爭起點。可見，不一定要以宣戰時間為唯一標準，軍事衝突起點作為戰爭開始時間，在中日戰爭中，也是被採認的標準。
至於為何抗戰是盧溝橋事變開始算而非九一八事變，我們要考慮到蔣介石當時是中華民國總統，對外代表中國並與美國、英國、蘇聯等國互動，國際上當時認定中日戰爭起點就是蔣介石主張的1937年7月7日，也在情理之中。
綜上，對比日本策畫滿州國的「建國」並接受日本人大量移民，克里米亞被併入俄羅斯也是戰爭導致，若俄烏戰爭的起點被認定是2014年，那中日戰爭的起點應該由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起算。而若中華民國與蔣介石缺席了六年的抗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就沒有立場完整地主張抗戰歷史主導權。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