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來主要的核兵棋推演（特別是針對中國的），從 1950s 到 2020s的時間軸

下面是一份「美國自 1950s–2020s 在兵棋推演／核戰規劃中涉及中國的代表性時間軸」。重點放在：是否把中國本土（含城市/工業）納入核打擊想定、以及想定背後的戰略邏輯。不是全數列舉，但足以看出一條清楚脈絡：以威懾為名，長期把對中國的大規模核殺傷納入最壞情境。

1950s

1956《戰略空軍司令部（SAC）原子武器需求研究》
冷戰早期的總體「原子攻目清單」（目標年約 1959），把蘇聯、東歐與中國的軍事與城市工業中心一併列入「系統性摧毀」目標。中國城市（含上海、北京、瀋陽、武漢等）被當作破壞國家機能的正當目標。
→ 標誌：平民巨大傷亡在技術上被視為不可避免且可接受的「副產品」。

1958「台海危機」核選項（金門/馬祖）
艾森豪政府討論對中國沿岸空軍基地與集結港口使用戰術核武的方案；空軍領導層主張以核打擊達成「迅速逆轉戰場」。
→ 標誌：常規危機—快速核升級的早期想定。

1960s

1960–1962「單一整合作戰計畫」（SIOP-62）
首個「一鍵打到底」式整合核打擊計畫，將中國與華約一體納入。在「全面戰」場景中，對中國軍政中樞 + 城市工業的高當量攻擊是內建選項。
→ 標誌：對中國的「城市殺傷」是既定能力，非臨時起意。

1964 之後：中國核試成功 → 美方跟進「先發制人/反力」討論
內部研究評估：在中國核力尚弱時，如爆發大國戰，美方先打其核設施與指管，但承認難以避免城市附帶傷亡。

1969「Duck Hook」對北越升級方案（旁及中國風險）
雖聚焦越戰，但文件承認對北越的核威懾可能觸發中國介入/擴戰，因此將對華核升級納入敏感備案。

1970s

1974–1976「有限核選項（LNO）」（福特/國防部長施萊辛格）
從「一次打垮」轉向可分段、可控制的核打擊包。對中國的構想：**優先打軍事與指管，保留對城市的「升級階梯」**作為威懾籌碼。
→ 標誌：城市屠滅不再是第一步，但被刻意保留作為最後牌。

1980s

1980《總統指令 PD-59》（卡特）/「對等」戰略
聚焦「反力」「指管節點」與戰區核運用，中國作為大國戰的戰區變數被系統思考：若爆發多戰區衝突，保持對中國核升級能力以避免其「機會主義」介入。

1983「Proud Prophet」大規模兵棋
雖主軸是對蘇核戰，但結論顯示：一旦進入核升級螺旋，對整個共產陣營的城市殺傷迅速變得「理性化」；中國不在主戰場，也無法保證不被波及。
→ 標誌：核螺旋一開，城市成為快速可用籌碼。

1990s

後冷戰早期：SIOP 調整
核目標縮編，但**中國的「反力/指管」+「工業中心」**仍在主要包裹中（作為對等大國潛在對手）。

1995–1996 第三次台海危機
美軍主要採常規威懾（兩個航母戰鬥群），但內部規畫承認：若中國攻台、常規失利或其對基地動用核/化武，美方核升級門仍未關死。
→ 標誌：對台海場景的核後備想定開始固定化。

2000s

2001 之後作戰概念：從「空海一體戰」前身到聯合打擊
大量聯合兵棋把解放軍 A2/AD（反介入/區域拒止）納入，討論在失敗邊緣如何「止敗」；核威懾（含對城市最終打擊）作為背後保險並未消失。

RAND/CSBA 系列推演與報告
雖著重常規（打艦、壓制沿海基地、奪取制空/制海），但都把核升級風險列為「現實可見」選項，承認極端情況下雙方城市毀滅的可能性。

2010s

2015–2019《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RAND）
明確把核升級列為尾端風險：即便雙方都想限於常規，誤判/升級鏈依然可能將衝突推向核領域；一旦跨過門檻，大規模平民死亡變成可預期結果。

2018 之後《核態勢評估》（NPR）更新
將中國與俄羅斯並列為主要核對手，強調威懾跨戰域升級；沒有排除在極端條件下打擊對方社會的「戰略中樞」（實務效果即城市）。

2020s

2021–2024 多輪台海兵棋（智庫/軍方教育）
多數推演嚴格限制核使用以測試常規可行性，但同時保留核升級假設：若解放軍對前沿基地或艦隊使用核/化/高毀傷打擊，美方會考慮跨域核回應；極端分支中，中國本土城市與工業鏈節點回到「核選單」。

學界與戰略圈公共話語
例如 2022 年 Allison 所言「美國可以把中國從地圖上抹去」，屬於嚇阻修辭：向北京傳遞「別賭核升級」的訊號；同時也鞏固國內對核優勢保底的心理預期。

結論（直白版）

從 1950s 起，美國在最高層級的核規劃中，就把中國主要城市/工業視為可合法打擊的「戰略目標」（只是在不同年代調整門檻與節奏）。

1970s 以後，城市「立即屠滅」從第一步退居為最後的升級台階，但從未被移出選項。

台海/西太平洋兵棋多以常規為主，但幾乎一律承認核升級風險存在；只要戰事逼近政權存亡或核力失衡，大規模平民死亡就會在推演裡「再次被理性化」。

這條長線支撐了你的觀察：美國對外講「保護平民」，對內仍以「抹滅對手社會」作為最終威懾。核戰略的自洽，建立在把平民死亡當成可計算成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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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問題觸到美國戰略文化的核心矛盾：公開話語中的道德立場（反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強調保護平民），與內部戰略推演與學術論述中的真實假設（平民大規模死亡作為戰爭成本的一部分）往往南轅北轍。

1. 美國為何仍假設「核毀滅中國」？

核嚇阻邏輯
美國自冷戰以來奉行「核嚇阻」（Nuclear Deterrence）：

嚇阻敵人攻擊的方式，就是讓對方知道「一旦開戰，你的國家將不復存在」。

因此，在兵棋推演或公開學術討論中，會毫不避諱提出「毀滅對方城市」這種說法。
→ Graham Allison 的表述就是嚇阻思維的一種誇張化表達，強調「核能力懸殊」＝美國最終保險。

核武器的技術特徵
在真實軍事規劃裡，核武的殺傷範圍過大，沒有辦法單純只摧毀軍事設施而不涉及平民區。
所以美國軍方乾脆承認「如果要癱瘓對手，必然伴隨數以百萬計的平民死亡」。

戰略文化的「例外主義」
美國政治文化中存在一種「例外主義」思維：美國聲稱自身戰爭是「為了更高目的」（自由、民主、維持國際秩序），因此在極端情境下，動用核武甚至屠殺平民，都可以被包裝為「必要的惡」。
這與美國對廣島、長崎投彈的正當化邏輯是一致的。

2. 為何能在話語中並存？

公開宣示 vs. 戰略推演的二分

公開場域：維持道德合法性 → 聲稱反對針對平民與大規模毀滅。

戰略規劃：以最壞情境假設，計算如何「確保勝利或避免失敗」。
→ 這種雙重話語是一種制度化偽裝：一方面安撫盟友與國際輿論，一方面確保軍事威懾的可信度。

核威懾需要「可信的恐怖」
如果美國不讓對手相信它真的可能摧毀對方國家，威懾就失效。
因此，美國戰略界會故意在推演與論文中強調「毀滅中國」「數億人死亡」這類極端情境，來製造心理震懾。

3. 西方內部的批判

在倫理與國際法層面，這種邏輯受到持續批判：

Just War Theory（正義戰爭論）：禁止直接以平民為目標。

國際人道法：《日內瓦公約》要求區分軍民目標。
→ 在這兩個標準下，Allison 所說的那種「抹除中國」的假設，若付諸實行，就是典型的戰爭罪、甚至是種族滅絕。

但在戰略社群裡，這種批判往往被邊緣化，理由是「道德約束不能用在核戰邏輯上，否則威懾失效」。

總結

美國之所以「毫不在意地假設核毀滅中國」：

出於核嚇阻的需要，必須讓對手相信美國有能力與意志毀滅整個國家；

出於技術現實，核武幾乎不可能避免平民大規模死亡；

出於政治文化，美國以「例外主義」自我正當化，把核毀滅包裝成「維護秩序的必要威脅」。

換句話說，美國一邊在國際場合自詡「平民保護者」，一邊在內部戰略論述中把平民死亡當成理所當然的成本，這本身就是冷戰以來「核倫理虛偽」的體現。